除高官和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的还有“亲密的国际友人”和海外爱国侨胞。

从赫鲁晓夫到李嘉诚

“太美了，简直在梦中，在神话中。”1956年，苏联艺术家代表团成员吉伦米若娃在观礼时说。在那个年代，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的外宾，很大一部分是苏联人。

以1955年为例，参加观礼的外宾共2910人，其中苏联专家就占了1050人。而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远道而来的来宾有940人，资本主义国家来宾700人，驻京各国使馆人员约300人，共55个国家的外宾。

那个年代，几乎每次阅兵，中共都会邀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观礼代表团”赴京观礼。50年代的每次阅兵，观礼人数都在1万人以上。

1954年国庆，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和这两位老大哥一起检阅部队和游行的还有金日成等与中国结成“亲密友谊的兄弟国家”的人民领袖们。

5年后的10周年庆典，毛泽东和他亲密的战友们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胡志明、诺沃提尼、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十几位领袖们及60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一起站在城楼上，这次阅兵几乎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们的聚会。

1959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仪式

也正是在这次阅兵时，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共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袖再也没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群众的欢呼。

1978年，没有大阅兵，但是在国庆典礼上，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站在一大堆同样穿着中山装的领导人身边，身形耐人寻味。此后的两次阅兵，观礼台上的“香港身影”越来越多。

1984年的阅兵，除中共亲密的伙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携夫人观礼以外，没有其他元首级的外宾。当然，正在访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也受邀登上城楼——就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而在4年前，中国曾抵制过莫斯科奥运会。

港商霍英东等人此时也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受邀在天安门上观看阅兵。

1999年，香港特区首次组成400多人的庞大观礼团赴京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占嘉宾总数1／8左右。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典礼。值得注意的是，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观礼的香港人不再局限于拥有“政协或人大”的身份，而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名人士”统称。

这一年，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及著名人士李嘉诚、郑裕彤、邵逸夫、郭鹤年、李兆基都被邀请登上城楼观礼台。

可以确定的是，即将举行的国庆60周年大阅兵典礼上，还会有更多的港澳知名人士获邀观礼。不出意外的话，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李嘉诚之子李泽钜将获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与其父亲完成另类的“传承”。

当然，无论是50年代，还是最近两次阅兵，各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外国友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也会被邀请到观礼台观看阅兵。

如今，新世纪的首次大阅兵将至，本港《大公报》称，届时从北京出入境的专、包机和公务机将达数百架次。能容纳4000人的观礼台上，除党政军、政协、人大等“固定户”外，谁有资格占得一席之地？答案将在10月1日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