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稿即性发挥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在美国的这一次，他在出席一个会议的时候，对着讲稿念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放下稿子，对在场的人说，稿子大家都有了，我就不念了，然后就哗哗哗讲了半个小时。最令我佩服的是，没有稿子，他也能够把各种数据讲的清清楚楚。

在我的眼里面，朱镕基是一个对传媒非常亲和的人，从98年开始，一直到2002年，几乎每次他的外访我都会跟随采访，渐渐得大家变的熟悉起来，加上他只要有时间，就会看我们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所以很快他就能够叫上我的名字。每次外访，要采访他，我们的策略是在他每次进出酒店的时候，或者是进出会场的时候，在他经过的地方等他。只要他每天有多少场的活动，他就会在进出的时候看到我们等在那里。每次他总是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只要我们提问，而他有足够的时间，他都会停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到了后来，有时候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一天之内已经问了他好几次，所以他经过的时候就不太好意思开口，看到我们没有出声，他干脆走过来问我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他的亲和也表现在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身上，因为保安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冲在太前面，会让他身边的警卫人员紧张，这个时候，他总是提醒身边的警卫人员不要阻挡我们，渐渐的，我们也很自觉得保持一个非常适当的距离来进行采访。还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在土耳其，因为我在楼上等他，但是其它的传媒在楼下等，结果他先在楼下回答了其它记者的提问，看到我在楼上，他马上说，刚才你错了一个机会，要不要现在我再给你，这让我在喜出望外的同时，马上伸出了我的话筒。

对于传媒亲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非常重视传媒的意见。因为他相信，从传媒的批评，可以看到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而很多的政府政策，需要通过和传媒的配合来传递到民间。正是因为这样，他总是乐意回答我们的提问，但是他对于所提的问题也非常的挑剔，如果有记者的问题问的不到点的话，他就会一笑带过。但是如果问到点上，越是尖锐，越是能够激发他的思路，回答的越精采。到现在我还记着，在2002年，我在比利时问他有关是否退休的问题，他充满感情的回答：长江前浪推后浪。我也记得说，要成为中国产品的推销员。

虽然在传媒面前，他总是那样的亲切，但是我也确实看到过他严肃的一面。记得是在法国的时候，原本安排他要和使馆的工作人员合影，但是突然有工作要处理，他需要接听北京的电话，这个时候我明显可以感受到当时紧张严肃的气氛，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也变的行色匆匆。还有一次，他出席完了双边会谈之后，走出门外和部长不知道谈什么问题，结果我终于看到了“朱铁面”的样子，他的神情，让站在一边的我都觉得有点战战兢兢。

虽然工作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有严肃的一面，但是对于我来说，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关心我们的人。记得当我从阿富汗采访回来，跟随他到孟加拉，一看到我，他就走上来说，你真了不起，我佩服你，然后清晰地描绘处我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在哪里在做什么。紧接着几天，看到我他都要打听当时的情况，结果我终于忍不住说，不如我们不要讲这些，你来回答我的提问吧，结果他马上说，“其实我就是不想回答问题”，说完他就用手掩起嘴巴哈哈大笑，显得非常的可爱。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有点老顽童的样子，特别是在镜头下面和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每次跟随领导人出访，因为他们的行程非常的紧凑，所以我们要坐民航机跟随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因为要比他们早到，迟走，结果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睡觉，朱镕基每次看到我们总是这样的辛苦，终于有一次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坐领导人的专机，我们说因为这是”一国两制’，他马上说，”一国两制，并没有说要“一国两机”。对于他的好意我们心领，但是我们告诉他，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自己采访的一定的自由度，所以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

上一次近距离采访朱镕基，是在去年他到香港出席会计师年会，由于香港方面的保安非常的严密，因此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采访。直到最后一天他离开的时候，在香港国际机场，当他的车子到了专机下面，而我们被安排在二百米以外的地方，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向我们招手道别的时候，我拼命挥动双手，结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然后向他耳语了几句，他点点头，真的走了过来。当时我们所有记者站在三米高的高台上，他走到我们下面，我只能够大声喊，希望能够盖过飞机的噪音，还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在他耳边转述我的提问，就这样，隔着三米高的高台，他仰着头，在专机下我们完成了最后一次近距离的访问。

现在我正在北京采访两会，但是只能够远距离看到他在主席台上。当他做完报告，在掌声中走回自己的座位的时候，我想，这个掌声，就是对他的评价，虽然我是记者，我不能够和大家一起鼓掌，但是我在心里面，我为他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