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正常生活——朱伟说洪晃:童年缺失
2007年11月17日 21:50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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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洪晃历史烙印中还有重要的因素是“童年缺失”。与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没有足够的玩具、足够的母爱与父爱、足够的游戏环境不同,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12岁,她刚刚懂得父母对自己存在不同意义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

她说:“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中这些一点没有。”

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马戏去了,那时候马戏的票多难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三个月后,洪晃带着情感与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国,当时她是28个被精选出来的小留学生之一,之所以能成为28个“小布尔什维克”,自然多少因为章含之乔冠华的背景。从大红门“脱胎换骨”后,一下子又给戴上了高干子弟的光环。“先是我**大红大紫,我在学校,每天大操场广播里毛主席接见外宾都有我妈,老师也就开始对我剧好,我也就觉得我妈特牛。那时我妈能出国,我就让她给带点扑克牌贿赂贿赂老师,那时候国内没有扑克呀。”

1974年到美国时候是人上人——乔冠华、章含之每年到联合国参加联大,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的孩子自然成为28个中最被宠爱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长迅速成为被审查对象,她从“高干子弟”又一下子变成“可教育好子女”,28个孩子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回国时,她的行李被检查,在美国买的《福尔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书被抄没。在机场,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却没有人来接她,最后被乔冠华专案组拉回史家胡同。

7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审查,乔冠华在后院隔离,父亲又不知去了哪里,洪晃一人在前院门房,也让她交代检举父母的问题。从美国回来时候正是春节前,洪晃这样描述过她的惨状:“大年三十傍晚,专案组让我上街买东西做饭,说让我到东风市场买点凭本供应的虾。我到那里虾已经卖完,只买到一些虾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经没多少人,我只有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最后还是街坊邻居接纳了我,让我到他们家过了个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给洪晃童年带来太多幼小心灵的磨难,才养成了她外表什么都浑不怜,内在又特别渴求亲情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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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孙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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