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老虎的市场价格可达20万美元，但广西桂林一家养殖业老板却因为老虎养得太多而犯愁。在国内老虎贸易的禁令下，他已从当年的亿万富翁沦为现在的亿万“负翁”。

昔日亿万富豪周伟森把家底都投入了虎口

“它们吃了睡、睡了吃，比我幸福。”今年3月的一天，桂林雄森熊虎山庄老板周伟森在他的虎园中转悠。他看着几只打盹的老虎，不无羡慕之意。

其实媒体质疑其所生产的补骨酒含虎骨成分是去年初的事，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在现在出面澄清。据他称，是因为他和黑龙江那家老虎保护和繁殖基地负责人很难碰上头。

在会上，他和黑龙江那家企业的负责人都为养虎而叫苦不迭。

据周称，山庄50万平方米的土地和上面的所有建筑已全部抵押给银行，2004年还款时限已到，山庄的固定资产已名归银行账下。如果不是这里住着上千只老虎需要专业看管，他可能早已回到300公里外的老家——广西平南县，干回养鸭本业。

在从桂林两江机场到桂林市区途中，很容易就可看见周伟森那高大气派的山庄。山庄紧邻机场收费站，两个十余米高的熊虎雕像分立大门两侧。

“原则上说，这个山庄已不属于我了。”45岁的周伟森说，“都叫老虎给吃光了。”说话时，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

据熊虎山庄的宣传材料显示，周伟森已累计投入熊虎山庄3.6亿元人民币。但现在，除了负债，他一无所有。

当初周伟森选择养虎发家的时候，国家并没有出台禁止虎及虎制品贸易的法规。法规出台后，这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老板才明白了“骑虎难下”这个成语的含义———虎杀不得，放也不得，熊虎山庄的门票收入根本无法供养1300多只老虎，这些老虎每天就要吃掉4吨到5吨的肉类食品。

今年年初，湖南卫视采访了这个“被老虎吃穷了的富豪”，最后还给了他3000元出镜费。拿着这点出镜费，周伟森这个昔日的亿万富豪说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

“养虎可以赚大钱”

周伟森称自己是因养殖业起家，又因养殖业“落魄”。他出生在广西平南县，小学三年级因家贫而被迫辍学。之后，他一直以养鸭为生。

他的家乡山岭纵横，常有野蛇出没，而毗邻的广东香港一带又有食蛇习俗，他慢慢掌握捕蛇本领，然后把抓来的蛇贩到广东，收益居然超过养鸭。

积累了一些养蛇经验后，1986年，周伟森改行养蛇，当年就养了50万条各色蛇类。同时也饲养当时奇货可居的水鱼。

1988年，国家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鼓励个人和集体驯养野生保护动物。周伟森从小养成的商业直觉告诉他，养虎可以赚大钱。

出于商人的考虑，他了解到，老虎的药用功能远超过异蛇，而东南亚一带华人对虎制品、药品有超乎寻常的迷恋。于是，他开始从各地动物园引进12只老虎，尝试豢养。

但老虎有着庞大的胃口，一只虎一年就要吃掉3万多元的伙食，这让周伟森有些吃不消。这时，他的两个海外打拼多年的叔叔返乡寻亲，由于叔叔们都膝下无子，这次回乡主要目的是寻找继承人，勤快活泛的周伟森成为不二人选。

两个叔叔拿出2.5亿元人民币让周伟森在老家建一座酒店———他们看好广西的旅游产业。周伟森则利用建酒店剩余的钱，继续着养虎事业。他四处又购置70多只老虎，又从各地动物园挖到几名饲养专家。

1993年，周伟森向广西林业厅提出申请，请求批准建立一个专门饲养以老虎为主的濒危野生动物科研发展基地。鉴于他在养虎方面的业绩，林业厅特批了他的请求。

但就在当年，由于中国野生虎已不足100只，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通知取缔“虎骨的一切贸易活动”，禁止虎骨入药。全国原标有虎骨成分的中成药标识上，“虎骨”二字瞬间消失。这个文件关闭了利用老虎进行商业开发的大门。

当时，周伟森错误地以为，这个“通知”可能只是一阵风，不会执行多长时间。因为1988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写明，对野生动物可以“积极驯养繁殖”，并“合理开发利用”，而“通知”的这个规定与法律相悖。

因此，周伟森并未在意这条规定。既然老虎不能药用，他就先利用老虎来让人旅游观赏，再静候政府对老虎利用的解禁。

在周伟森叔叔的支持下，1997年，周伟森投资了3亿元，将养虎基地从平南迁到桂林，同时又增添一些黑熊、狮子及各种珍稀禽类。很快，这个熊虎山庄成为桂林的重要景点之一，门票卖到80元一张。

头三年，周伟森的日子还过得将就。1997年山庄游客门票收入2300多万元，当时周伟森有500多只老虎，饲养、人工，一年大致开销2000多万元，山庄基本维持收支平衡。

从2000年开始，山庄的老虎数量达到900头后，周伟森的经济开始捉襟见肘。他不得不给老虎节育，控制繁殖，以缓解经济压力。当年7月，周伟森还向广西林业厅申请在桂林猫儿山放归10只华南虎。但广西林业厅担心虎会伤人，申请未获批准。

虎口难填

2002年，山庄的老虎进入繁殖高峰期，仅上半年，山庄就有168只小老虎出生。为保护虎种基因多样性，周伟森不得不让每只成年母虎生产一胎。

周伟森想着各种方法维持生计。比如把几百只老虎出租到全国各地的动物园去“打工”，为幼虎赚点奶粉钱，同时也可以腾出点空间给幼虎居住。

他还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下属的酒业公司，专门生产“补骨酒”。正是这种酒引发了媒体的质疑——熊虎山庄有用虎骨制酒的嫌疑，山庄属下公司的产品虽没有直接以“虎”命名，但假以“补骨酒”、“护骨酒”等名号。去年3月，本报也曾发表一篇名为《狮骨作秀？虎骨制造？“补骨酒”疑云》的文章。

在媒体群起质疑之时，周伟森早已陷入了经济困境。熊虎山庄在2000年亏损1000万元后，2001年又亏1200万元，2002年再亏1500万元。据周伟森说，到了2003年，SARS爆发，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恐惧，熊虎山庄的门票收入直线下降，当年亏损额激增到3000多万元。

万般无奈的周伟森不得不向桂林市林业局打报告，想把全部老虎赠予国家。

但国家也供养不起从不吃素的老虎。当时，许多动物园都放弃了对老虎的繁育，国家在一无养虎专项资金、二无场地放养的情况下，又怎能接受周伟森的捐赠呢？

从2000年开始，周伟森开始变卖家底。价值2000多万元的运输船队，他卖了1300万元，投入3000万元建的酒店，卖了2400万元，还有一家汽车修理厂以900万元贱价处理。他的三部豪车——两辆奔驰、一辆林肯也折价100万元挥泪甩卖。现在他出入乘坐的是一辆价值十多万元的灰色江淮乘用车。

据周伟森说，这些家底都变成“肉饲料”送入了虎口。

2003年底，周伟森孤注一掷，以熊虎山庄地皮、不动产向银行抵押贷款5500万元。到了还款期限，周伟森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由于银行考虑到收回土地房产会伤害野生动物，并且没人愿意跳进这个“只进不出的虎口”，，周伟森不得不在山庄里继续过着一筹莫展的日子。

“1300多只老虎，放了不行，杀了不行，饿死了也犯法，你说该怎么办？”周伟森问记者。

桂林林业局副局长谢华文表示很同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虎骨入药试点应在这里有所突破，把虎骨利用起来以缓解周伟森的经济压力。此外，财政部也应给予经费扶持，同时还可以采取向社会募捐的方式。

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前的3月24日，周伟森刚从南非归来。在南非的大象保护区，他找到了支持“以虎养虎”的可行性事例。“那里就是以象养象，国际公约中允许饲养者每年猎取一定数量的大象，用作象牙贸易。”他说。

当天上午，熊虎山庄游客稀少，一上午只接待了一个10人左右的“韩国团队”。“SARS过后，游客少多了，由于没钱投入新项目，游客更加稀少。”周伟森说。

桂林的天气十有九阴，山庄里铁丝虎笼锈迹斑斑。政府在2003年曾给周伟森拨款750万元用于园舍维修。这一天，有两个工人正在修补虎笼。“再不修老虎会跑出来了。”

山庄中每个不到十平方米的虎舍中，通常挤着6到8只老虎，周伟森说：“1300只老虎至少要1000个栏舍，现在只有400个，所以老虎们经常打架，死伤很多。一山难容二虎啊。”

争辩“以虎养虎”

“周伟森在放烟雾弹。”何勇说，“我希望他早点关门。”

何勇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发言人。据他称，周伟森根本没有那么穷，“事实上他一直在偷偷利用死虎制作虎骨酒，在熊虎山庄的餐厅里，有的人甚至还可以吃到‘大王肉’。”但他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事实上，关于能否“以虎养虎”的话题，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市场人士之间的争论早已有之。

去年8月15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应“为救老虎而卖老虎。”

文章说，中国在1993年开始与国际社会一同致力于野生虎的保护，但现在，禁猎和交易限制政策给野生虎带来的好处，远不及偷猎者和野生虎及其器官走私者从中得到的好处，世界每年森林产品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量仍在100亿美元－120亿美元，“简而言之，老虎仍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文章最后说，目前保护老虎对森林地区的居民没有任何好处，因此盗猎、走私和非法交易活动猖獗。老虎饲养将确保能以可接受的价格供应野生动物，由此消除了盗猎者的动机，最终解除野生老虎面临的危险。

这篇文章发表后，它的观点受到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抨击。“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美国特意组织专家对“以虎养虎”观点进行反驳。

反对者说，饲养一只老虎至其成年比在印度盗猎一只老虎贵250倍。“印度（大部分野生来源地）的老虎盗猎行为是一种原始行为。大多数老虎是被下毒或者通过简单的兽夹捕杀的，盗猎一只野生虎的成本至多是20美元－40美元，而我们预计盗猎者能够从中间商那里获得大约100美元。相反，饲养老虎是一项昂贵的生意。预测显示，维持一只圈养老虎的成本在3000－10000美元（根据企业规模和地点的不同）。”

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放开“禁虎令”，从野外盗猎老虎的行为将难以禁止，因为无法分辨野生虎还是养殖虎，野生虎可能在几十年内灭绝——“由于野生虎生活在被孤立的栖息地里，捕获基数有限，盗猎行为最轻微的增长也将消灭整个野虎族群——已有三个老虎物种在过去50年里绝迹。”

去年4月，国内青年经济学者彭定鼎收到印度自由主义民间机构的主任BarunMitra的电子邮件，在邮件中，彭定鼎第一次听到周伟森“养虎为患”这件事，3个月后，他借出差南宁的机会参观了桂林“熊虎山庄”。

彭定鼎说：“在Barun和我这样的市场信徒看来，环境和动物保护这些问题都可以用市场化解决，而且市场化的方法必然是最优的。”

他认为解决“养虎为患”的办法十分简单：在规定承办者义务的前提下（例如人工繁殖成功后维持某个最低数量的种群数，不得虐杀，等等），承办者可自行处置虎。涉及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情况（例如拯救濒危物种），政府有义务干预，但干预不应是行政性的（事实上，用行政命令规定虎的数量上升也是枉费心机），而应当是市场化的（即便假定在允许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养虎仍然是赔钱的，那么政府也应当用招标的方式发现最适宜和最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

他说，原教旨的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不仅在道义上和理论上是荒诞的，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行的。至少周伟森延存了虎的基因，将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再开辟适合老虎生存的保护区，到时放虎归山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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