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西方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翻过这座山峰是在四百年后。但它对西方的影响绝不能仅仅从一种知识论的角度来看。

在整个西方认识东方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的影响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这位因东方而致富的百万富翁因为自己的游记而成为整个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马可波罗游记》的魅力何在？为什么它在中世纪牵动了那么多西方人的心？我们必须将其放在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加以考察。

马可波罗的故事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威尼斯富商尼柯罗·波罗之子。在他出生不久，其父和叔父马菲奥曾到过蒙古帝国的钦察汗国经商，后因钦察汗国的别儿国和伊利汗国的旭烈兀之间发生了战争，他们俩在回国途中偶遇旭烈兀派回元朝的使臣，便阴差阳错的随着使臣到了元大都，见到了忽必烈。后受元世祖之托，担起了元朝派往罗马教廷的特使，忽必烈希望他们从罗马带回一百个精通各类学问的传教士。1271年十五岁的马可·波罗随着父亲和叔叔，带着罗马教廷给忽必烈的复信，踏上了重探契丹之路。历经千险万苦后，终于在1275年到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的欢迎。从此，一家三口在中国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十七年。元世祖喜欢聪明伶俐的小马可，邀他一起狩猎，一起品酒，还派他做元朝的外交使臣，地方官员，可谓官运亨通。

1289年伊利汗国的阿鲁浑丧妻，派使者来元朝求婚，想娶一个真正的蒙古公主。忽必烈将卜鲁罕族的阔阔真公主选中，当阔阔真公主随使者返回伊利汗国时，马可·波罗一家三口也随公主返回欧洲。1291年他们从泉州起航，经南海，印度洋，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告别阔阔真公主后，三人从陆路返回家乡。

1296年在威尼斯和热亚那的海战中，马可·波罗作为战俘被投入狱中。狱中的孤独和郁闷使他和早在狱中的比萨的小说家鲁思梯切诺（Rusticiano）很快成为朋友。马可·波罗东方周游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鲁思梯切诺，两人都感相见恨晚。于是，一个讲，一个写。一部轰动世界的东方游记就这样在1298年很快完成了。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使马可·波罗名声大噪，不久便以多种文字出版，此书成为“世界一大奇书”。马可·波罗也成为世界第一号游侠。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方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洲，福洲，泉洲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二百二十九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 一百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马可波罗游》是西方认识中国历程中里程碑性的著作，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的游记。“他的书为西方人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含浑、笼统的了解提供了一线光芒……。”

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一直认为这本书是真实可靠的，尽管有些不实之言，但他们一直把《马可波罗游记》做为研究蒙古帝国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观点再次出现，作为学术研究这是正常的现象。者认为从学术上来看，这本书基本是属实的，如杨志玖先生所说：“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继续得到证实。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的。”杨志玖先生早在1941年就第一次从中国文献中找到和《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应的文献，证实了马可来华的真实性，当年向达先生认为杨志玖的文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1[1、杨志玖《关于马可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载《文史杂志》1941年一卷第十二期；向达文见余士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6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中确有不实之词，但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的蒙元时代的历史大都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对应，如果一个人没到过中国，不是亲身经历，几乎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内容。所以如杨志玖所说：“不马可本人和其书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但总起来看，还是可靠的。他的书的真实性是不容抹杀的。他对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应该承认的。他是第一个横穿亚州大陆并作出详细记录的人，对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对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土特产品、轶闻奇事，一一笔之于书，虽朴实无华，但生动有趣。在他以前和以后来华的西方人留有行记的也不少，在文才和对某一事件的记述方面也许远胜于他但像他这样记事之广、全面概括的著作去绝无仅有。”

如果同马可前后的游记相比，《马可波罗游记》在对中国的介绍上有两点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

第一，对元蒙帝国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介绍。

在马可波罗时代对元蒙帝国介绍最详细的是鄂多立克的游记，但如果将《马可波罗游记》的游记和他的游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鄂多立克的游记都无法和《马可波罗游记》相比。如对大都城及大汗的介绍，鄂多立克仅用了五页纸，而马可用了十四章，四十三页。从下面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元代的详细记载。

元代的政治斗争

元代是有两次重大的内部政治斗争，一次是乃颜的叛乱，一次是阿合马事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这两次事件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他描绘了平叛乃颜的战斗及将乃颜处死的过程，而他所讲的阿合马事件和《元史》的记载基本相符。2[2、参阅《元史》卷158许衡传。]

元代的军事体制

在成吉思汗时代就确定了蒙古的军事制度“千户制”，如马可所说，“他们每十名士兵设一名十户，百名设百户，千名设千户，万名设万户。”这一军事制度保证了蒙古军队的向外扩张。

元代的政治制度

行省制，驿站制和漕运制是元代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马可在游记中对这三种制度都做了详细的介绍。《马可波罗游记》明确指出当时元朝共有十二个行中书省，“全国有驿站一万多个，有驿马二十多万匹，有陈设豪华的驿站系统宫殿一万多座。”他对瓜洲在元朝漕运系统中的地位给于了明确的说明“朝廷中必须之谷，乃自此地用船由川湖运输，不由大海。”马可对元朝时的驿传制度极为赞叹，认为“大汗的这一切事物的管理方面，比起其他皇帝、君主或普通人都更为出类拔萃。”而这点并不是夸张，因元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它当时建立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站赤”制度。

元朝的经济

《马可波罗游记》中专有一章介绍了元朝的的纸币，纸币成为元代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必须，“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之死也。”根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260年元朝开始发行纸币，有以文计算和以贯计算的两大类近十种不同面值的纸币。

元大都及大汗的生活

在讲到汗廷的宫殿时，他说：

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宫上无楼，建于平地。唯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

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

马可对大汗每年的节日庆典的介绍非常具体，不是亲身参加者，不可能如此记述。研究游记的专家沙海昂认为马可的记述“与当时中国著述所记相符”。甚至连大汗的私生活他也了如指掌，仅此，便可知他对宫廷了解之深入。

元朝的民众的生活

不仅是皇宫，对当时大都的贫民生活介绍的也很细致，如不许在城内殡葬，所有死人都要运到城外安葬；妓女只住在城外，妓女竟有二万人之多；大都的经济生活也十分活跃，“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

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游记》是外文文献中对元蒙帝国记载最为详尽的历史文献，虽然，有不少地方有夸大之词，记载有不实之处，但他的绝大多数的记载都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游记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元蒙史的一手文献，也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蒙古帝国的真实画卷。

第二、对整个中国及周边国家做了较为全面的报道。

对中国众多城市的介绍

马可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足迹几乎踏遍中国，他到过：哈密州、肃州、甘州城、诼州、太原、关中、成都、建州、云南丽江府、金齿州、叙州、新州、临州、淮安、高邮、泰州、扬州、瓜州、镇江、苏州、福州、泉州等地，这样他对中国的报道在内容上已经大大突破了元代的时空，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报道，这种广度是同时代人所没有的，如鄂多立克也曾介绍了中国江南的富人的生活，但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和马可波罗相比。他讲到西安城时说：“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昔为一国，甚富强，有大王数人，富而英武。”在讲到杭州南宋的宫殿时，他说这“是为世界最大之宫，周围广有十哩，环以具有雉堞之高墙，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

对中国宗教信仰的介绍

作为基督徒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比较关注，他对在蒙古帝国还大量存在的景教徒的活动和事迹十分关心。他记载在可失哈尔昔，在欣斤塔刺思州，在沙州，在天德都有景教徒的存在，特别是对镇江的基督教的记载十分详细和具体。对马可的这些记载不能都将其看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解读，虽然他有这样的倾向，他的记载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法国的伯希和还是中国的陈垣，他们在研究元代的基督教时都将《马可波罗游记》作为基本的材料加以利用和辨析。

此外，他还介绍了中国的回教的情况。当然，作为一个商人，他关心的是他所熟悉的教派和物质性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没有讲到儒家。

对中国科学技术的介绍

在介绍中国的物质生活时，马可无意中介绍了许多中国生活中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使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科技成果。一位西方的自然科学家从《马可波罗游记》中摘录了当时中国的科技成果。

对中国风俗文化的介绍

作为一个商人，他对中国的民俗十分感兴趣。他说鞑靼人用十二生肖记年，显然，这实际上说的汉人的一种风俗；还提到利用属相来算命，这种风俗在中国早有之；在游记中多次提到汉人的丧葬礼俗，“人死焚其尸。若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性于尸后，在偶象前做丧歌，乃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共焚之。”在游记中他还多次介绍中国各地的饮食，从蒙古的马乳，骆驼奶，到南方的米甜酒，药酒，葡萄酒各类饮料他都提到；他既参加过宫廷的国宴，也参加过在民间的“船宴”，上至王宫贵族的饮食，下到民间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他都做了描写。他的这些描写都已经突破了元代的时空，展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当然，在他赞扬中国人的孝道时，他“从未提及孔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孟子的名字，甚至也未曾提起朱熹的名字，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汉语一窍不通，但同时，他对哲学思想又是何等的无动于衷，……”。

《马可波罗游记》的思想文化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西方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翻过这座山峰是在四百年后。但它对西方的影响绝不能仅仅从一种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西方本身的文化演进来看。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在其文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本质上，它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有了这个角度，我们必须使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而这种形象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冲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我们只有在一种言说者的母体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才能揭示出它所创造出的形象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发现“他者”的形象如何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而《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在文艺复兴中才大放异彩的。意大利是欧洲近代文化的长子，它所倡导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人的发现。《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和接受，它的影响史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这一点。

首先，《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

在中世纪时“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并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于是他们的思想就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并表达之语言和形式中”。当时关于东方的游记基本上都是意大利人所写的，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的富商的东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拉到了大陆的最东端，它遥远而又神秘。这样欧洲的时空就大大扩展了，大汗的宫廷，行在的湖水，扬州的石桥都进入了他们的想象之中。欧洲以往那种地中海的世界观念就被突破，罗马再不是世界的中心。它“打碎了欧洲便是世界的神话，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令他们无比惊奇，以致不敢相信”。在十四世纪“欧洲某些思想活跃的人开始按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提供的知识塑造其世界观；早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从前以欧洲和地中海为界的视域展宽了，它包容了世界上大片新的地区。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的世界地图就是马可·波罗的地理学的一个体现，它摆脱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象，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其次，《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的世俗观念。

文艺复兴造就了意大利人新的性格，“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这种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马可波罗游记》满足了意大利人所有这些冲动，大汗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契旦的每座城市都远比威尼斯富饶。东方的女人美丽动人，奇异的风俗可以使你在契旦永远享受少女的欢乐。“契旦的出现了，它立即就成了西方文化表现被压抑的社会无意识的一种象征或符号。他们不厌其烦地描绘契旦的财富。无外乎是在这种表现中置换地实现自己文化中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表面上看他们在谈论一个异在的民族与土地，实质上他们是在谈论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世界。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契旦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种意大利所梦幻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

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于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而这位意大利的水师提督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最热心读者，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塞尔维市的哥伦布图书馆还存放着他当年所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对契旦的向往使他和对契旦财富渴望的西班牙国王一拍即合，带着西班牙国王卡斯蒂利斯（Castilian）的致大汗书，带着《马可波罗游记》给他的梦想，他将出航去寻找契旦，寻找那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其实，当时迷恋着契旦的绝不仅仅是哥伦布，意大利的地理学家托斯加内里（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也是一位着迷契旦的人。他自己画了一张海图，认为从里斯本出发越过二千五百五十海里就可以到达刺桐港。他在给哥伦布的信中详细描绘了富饶的契旦，他说：“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在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其国人口殷庶，富厚无比。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可以数计。皆臣属大汗（Great Kan），拉丁语大皇帝也。都城在契旦省”。哥伦布在漫漫的航海途中，面对重重困难，但他坚信托斯加内里的判断，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战胜全部苦难的动力。当大西洋上的海风把他的船队吹到美洲的小岛时，他还认为自己发现的契旦，他要“去行在城，把陛下的亲笔信件交给大可汗，向他索取回信带给国王陛下”。

实际上哥伦布至死仍坚信他所发现的国家就是亚洲的东海岸，就是契旦。“这种信念在哥伦布死后二十余年仍未销声匿迹”。3[3、［英］H. 裕尔撰，［法］H. 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记程录丛》第14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甚至在后一个世纪中，当中国已经确定是契旦后，仍有西方的航海家们不死心，如英国的许多探险家，他们仍然将契旦作为寻找的目标。《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人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正如拉雷在《英国十六世纪航海史》一书所说：“探寻契旦确是冒险家这首长诗的主旨，是数百年航海业的意志，灵魂。”

1603年耶稣会士鄂本笃第一次证实了“契旦”就是“中国”。死后他的墓志铭是“探寻契旦却发现了天堂”。对哥伦布来说是“寻找契旦却发现了美洲”，实际上发现了新世界。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