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晖：教育改革它要解决实际问题，往往从上而下的，这个出发点很好，包括了何先生说的，开很多座谈会。但是我最近接触一系列实际问题，比如说我去西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办了一些新型的教育模式，首先就要培训教师，突然发现这些教师在山里面的，他们从来没有进过城，现在把他们请到城里面来，住在宾馆里边，再进行培训，他都感动得掉眼泪。

但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从来没有进过城的话，他们教出来的那些学生，就缺乏这种应有的视野。所以刚才何先生讲到，总理去听中学的课堂，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听名牌中学的，北京的名牌中学什么都有，甚至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它都有，那个听课其实听不出什么东西来，他会给你精心准备一场，让你听得非常满意的课。

石齐平：你这边讲的就是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

朱文晖：到了最穷的地方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城的老师给你讲一堂课。

杜平：没有进过城的老师都被辞退了。

董嘉耀：而且恰恰就在今年这个年度中国要取消所有的代课老师，把它规范化了。

朱文晖：但是不管他是不是代课，你一定要去那个最穷的地方，就像我们总理经常去考察，去山里面，没有进过城的，走进去听他们讲一堂课，看他到底讲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把更多资源投到那个地方，学生怎么学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比较关心的实际案例。

第二个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国内的大学，我还带着学生，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学到的东西，好像和我上学的时候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他这个社会的应用性，可能像杜平说的，他要象牙塔，但是他怎么样学以致用，而且我们搞文科的，搞社会科学的，怎么样反映这个社会非常快速的变化。

现在出现普遍的问题，你再回到所谓的就业难来，就突然发现我们现在缺大量的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拿的比大学生还要多，我们回过头来看这10年的扩招之后，我们除了一年好几百万的大学生，五、六百万的大学生出来之后，拿的工资很低。然后天天去考公务员，公务员的比例都是一千比一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底要学什么，怎么和社会的需求切实地咬合起来。

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大学，包括一些优质的高中，其实和医院一样，是最不开放的，不开放之后，就妨碍了社会来办学，回到石先生说的那个观点，其实西方的好大学都是私立的，但中国的私立大学好像都是不正经的一个感觉。

石齐平：这是最重要的。

朱文晖：如果说您能把这个资源给它打开，包括好的私立大学，很多基金愿意来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做起来之后，也有人愿意继续投入基金。另外研究生和MBA博士的层面，我想都应该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到了博士、硕士和研究院的层面，学MBA也好，它是很多资源都完全来做的。比如说长江商学院就是一个尝试，为什么不能更多来进行尝试呢？把这个资源开放出来，我想这个教育整个改革，就和社会更加的紧密互动。

石齐平：回到刚才讲的供需的职业教育，其实我当然没有太多时间，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道理，既然社会中有那么多的需求，长三角、珠三角都找不到这些技术工人，就没有办法想象的出来，没有人想象出去培养，这就还是教育政策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开放民营，你培养出来的职业工人，你是不是马上就能找到工作，既然这样的话，我办这个教育一定能够赚钱，所以就让他去赚钱。学费高一点就高一点，市场本身的供需是有个条件的。

朱文晖：优质的私立教育。

董嘉耀：中国这几年也是有一些民办的，跟地方办的一些专业技术职业学校。

石齐平：有的。

董嘉耀：像最近西方炒的比较厉害的蓝翔，本来是修车的，做糕点的，结果西方认为它是中国的军工学校，但是这个可能还不够。

石齐平：不光是还不够，而且我估计在这边还有太多教育方面的管制。

朱文晖：地位不够。

石齐平：不光地位不够，还有老师也要怎么样选，或者学费我要怎么规定。

朱文晖：它不是平等的地位。

石齐平：其实要放开的，学费同样也要放开，我作为一个教育主管，我管的私立学校，你收的学费我不管你收多少钱，我只管你这个钱是不是用在学校上，我管的是这个事，我不能管你学费不能收太高，我如果不能收高学费，我哈佛怎么请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

朱文晖：就是要把这些学校的地位提到和我们教育部下面的学校一样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个地位的话，它什么资源都没有，而且它都受管制。

杜平：很难提高，因为它是按照官本位体制来讲，你什么样的级别，只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