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作家的冯骥才:粉碎“四人帮”之后走上文坛，到目前为止，已先后出版120个版本500万字的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中篇小说《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炮打双灯》。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

我们也知道画家的冯骥才:出了5册画集，还举办了16次大型个人画展，有着新颖的视角，多变的艺术手法，开掘生活底蕴的、咀嚼人生况味的画作。

我们还知道“抢救家”的冯骥才: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他发现不少城市都破坏掉了自己以往的文化特色而变成了一个样子。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地毯式的考察，一次性地做10年，致力在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从这个家那个家的转向了“社会活动家”。不是为保存某种形式，是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对于世界文化而言，东方成果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矿藏，是未来需要重点去探寻的，为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他执著地呼吁和奔走。

我们更知道身兼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务的冯骥才。

采访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冯骥才做民间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抢救工作，压力很大，中断了多年的绘画，又重新拾起了。有了经费，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严峻的工作。这个人是极有深度的，他是一个思想家、艺术家，从不轻易地随波逐流。他是一个认真而平和的人，你不用担心，当你浏览与沉醉在他的书房的时候，一转身就能问出许多问题，你问的所有问题，他都会回答得很精彩。放心吧。”

安静与活力并存的大学校园中，独辟出一方小院，院中有一汪浅水池，池底的鹅卵石映出水面，似乎和水面上漂浮的落叶是叠在一起的。不知是哪个年代的写着“福海寿山”的木门和现代风格楼的楼门对应着，似乎在告诉我们任何时代都必须要面对历史。

当我们来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见到了我们必须去“仰视”的“大冯”时，仍然被他发自肺腑的谈话震撼了。

最大书房是在社会里

人类的文化遗产分为两大类，一个是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是物质性的，是静态的，是以物为载体的，主要的价值是对远去的历史、文化做确凿的见证；后者是非物质性的，无形的，动态的，以人为载体的，它依靠的是人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它是活着的历史社会。自觉地传承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就是传承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和生命。倘若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人传承，这种文化就中断了，消失了。

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最丰富的、最斑斓的。因为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地貌多样，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板块；因为历史悠久，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发展历程和文化构成是世界上比较少见的，因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多的。然而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中受到冲击，面临濒危，相当一部分都已经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

就像齐鲁大地曾经千姿百态的古村落，今天可能已不足百个；就像会随着93岁东巴舞者的逝去就再无传人的东巴舞蹈；就像甘肃那个能唱出很多很多曲调的老人临终前都希望能把自己所会的流传下去……

这都是冯骥才亲眼所见的，他说:“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灵魂消亡，民族就消亡了。面对这样不容乐观的现实需要有一个坚强又清醒的心。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中拯救与抢救我们的文化遗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饱满的激情，这两点冯骥才都做到了。

从2002年冯骥才就开始主要负责与此相关的两项比较大的工作。一个是国家批准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工作，希望可以在10年到15年把民间文化普查一遍，就是要把家底盘清；另一个就是把我们各个民族的各个地域的文化档案都要整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浩大的、千头万绪的工作。

但冯骥才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定要做的。我个人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到第一线，要到田野里去工作，作家的书桌要搬到田野里，在田野里面阅读那些遗产的书、生活的书、生命的书、老百姓的书。就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来讲，最大的书房是在社会里。从文化上来讲，我的书房是在田野里。”“把书房放在田野就是这样的姿势。”冯骥才指着一幅照片告诉我，照片中几个人相互搀扶着撑着伞险些跌倒在泥泞的山路上。这是冯骥才带领一干人调查滑县年画时拍的照片。当得知那里可能有还没纳入体系的年画时，他们来到了这个家家都还在供着神农像的村庄。

神农是中国农耕时期农民主要敬仰的一个偶像，面对这个残存在工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体系之外的闭塞的村庄，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年画产地，是否和相距50公里的朱仙镇的年画一样？为此他们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比较。冯骥才指着两张并排在一起的年画说:“朱仙镇年画的眉毛是叶形的，滑县的年画是弧线；朱仙镇人物的眼睛双眼皮都在上面，滑县年画双眼皮都在下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比如它的色彩，它的比例，它的构图各种比较，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滑县为独立的年画产地，它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独立的审美体系。”他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了滑县的年画中出现了满文，据调查此前中国还没有年画出现过满文，出现了满文证明当时河南的年画已经卖到了东北，证明它当时的规模很大。在很多年画上看到了“斯格之神”，这是来自于《诗经·大雅》里的一句话，意思是请我们思念的神迅速地到来，这就证明这是很古老的年画。

他详细地用文字、用图像记录着每一个细节，它的历史，它的传承过程，它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是搁在什么地方、贴在什么位置、叫什么名字、多大的尺寸，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有怎样的工艺过程、工艺的形式，它所用的工具材料有什么。比如说盒板子、画、板材原料、纸张，其中的每一种颜色，比如说大红怎么做的，黄怎么做的，黑色怎么做的，它某年的销售情况如何……完备而详尽，最后还要拍一张这里土地的照片，冯骥才说，因为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一切文化都是从这个土地上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冯骥才做学问的方式，细致再细致些。对中国每一个年画产地，都要这么做，一个产地做一卷，直至构建一个数据库。然而全国已发现的年画产地有上百个，这项工程的庞大与繁杂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冯骥才却意味深长地说:“惟有这样工作，我们才对得起古人，对得起祖先。”

年画的抢救却只是冯骥才文化保护工作的一小部分。现在，各地如果发现了某项濒临危机的民俗文化，许多部门都找到冯骥才。因此冯骥才每一天都要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个月要有几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不是每一封信冯骥才都能来得及亲自处理，也不是每一封他都有能力处理，但他却将每一封信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他认为这个信息本身就有价值。在社会转型期间，农村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它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把一个信息留下来，可能将来就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