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冯骥才到贵州黔东南地区去考察，贵阳有一个法国的女学者，她用小钱使唤一些文物贩子，让他们跑到苗族、侗族、瑶族的村寨去里，专门收购当地妇女们的特色民族服装。那些服装历经几百年非常古雅，上面的刺绣非常优美，包括首饰、银器都非常美。这位女学者要求文物贩子将卖家的姓名、民族、村寨的名字和年代都一一记录在卡片上。她把这些原始文件和服装分装起来，打成大包，放到集装箱里，一箱一箱往法国运。她说了一句话：“将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服装到法国去看。”贵阳文化厅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把这位女学者请走了。

这件事给冯骥才很大触动，他于是和当地的文化学者一起，在当地开展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并进行记录。在他看来，文化抢救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保护体系。国家应该出台一个保护性法规。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和专家组正在制定各种保护规则，然后再通过人大立法，从法律的角度去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小型博物馆应对“文化空巢”现象

博物馆是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一种集中展示，博物馆留住了历史，也留住了人类文明。面对很多地方传统文化存在的徒有光鲜的外表，里面空空如也的情况，冯骥才把它归结为“文化空巢”现象。他说：“远古先民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生息，繁衍后代，生存的欲望需要自然宗教观念的帮助来超越自我，龙的传人以伟大的浪漫主义心性创造了灿烂的巫傩文化。这种文化诞生在南方地区(相对应的，北方叫做萨满文化)。现在，傩文化的代表性器具在诞生地已经看不见了，基本都流散到市场上。文物贩子们随意到各地去收购这些古物，在原生地周围交通便利的大城市的古玩市场上，往往能够找到这些古物的踪迹。原生地如果找不到这些东西，那么历史的见证物就不存在了。历史传承的精神和骄傲也就没有了。有人说我们有很好的艺术，但是没有东西来证明。自豪感的依托载体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古玩市场的商贩们淘空了。当我在全国各地为了文化抢救工作奔走的时候发现，‘文化空巢’现象非常严重。”

对此，冯骥才曾经在出席全国两会时提交一个提案：在每一个重要的文化聚集地腾出两间房子来，建立小型博物馆，把百姓喜欢的、有价值的东西放进去。这种小型博物馆不必花很多钱。关键要符合实际情况，贴近生活。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参观考察时，冯骥才看到那里的23个街区，每个街区都有一座小型博物馆。居民家里保存的一些有意思的小物件都会捐出来。他看到一位居民将家族传承200多年的袖珍小鞋店完整地捐给博物馆。小鞋店里每一个小钉子都很精致，很有历史价值，且独一无二。

借鉴维也纳的好做法，冯骥才在天津做过一次实验。他说：“天津老城拆迁的时候，老城东门里有一处三进院的老房子，我跟当时的市领导建议，把它建成老城博物馆。让百姓把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有意义的东西捐出来留在老城。不然百姓都搬走了，房子再一拆掉，老城的历史和文化就没有了。当时我和民俗专家张仲先生一起带头捐东西。后来有许多百姓也都来捐赠。谁捐东西，谁就会关心这个博物馆。现在老城博物馆里的文物堆得满满的。虽然人都搬走了，但是老城博物馆把那里的元气保留了下来。这块土地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会一直存在。人们对老城历史的情感仍旧会发挥作用。做这种博物馆不需要政府花很多钱，而是靠一种观念。我们要和百姓讲，这是老祖宗世世代代创造出来的、过往不复的东西。每个地方都建立一个小型博物馆，留住那里祖祖辈辈的文化精华，我们就把家园的根留住了。”

全民参与 将传统技艺深入民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具有特别技艺的人应该好好保护，帮助他们把艺术留下来，另外帮助他们找到传承人。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地区开始把一些好的文化搬到学校去。山西南部绛州的鼓乐很有特色，过去都是传男不传女的技艺。现在，当地已经把这种表演技艺放到小学去普及；广西靠近越南的地方有一个壮族聚居区，那里有一种传统乐器——天琴，当地人把天琴搬到学校，让孩子们学习并传承天琴的演奏技艺；福建泉州有宋代流传下来的音乐——南音，也被搬进了学校；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制作技艺也被搬到了学校。

通过冯骥才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努力，现在国家已经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文化遗产日，让全民学习自己的文化，温习自己的文化，激发出对自己文化的情感。

冯骥才说：“文化遗产日所界定的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文化。我们一降生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里，妈妈给我们唱的歌，生病时给我们吃的小草药都是文化，还有生活中常用到的一些谚语，那都是文化，都透着祖先的智慧。每个人对我们的文化都是有责任的。在时代转型的时候，很多文化要失散，这个时候，我们要出手援助自己的文化。这种保护的行为不是一个赚钱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公益之心。”

写作是心灵的渴望作品是生命的花朵

冯骥才把全国的民间文化用两个词来形容：深不见底和浩无际涯。到一个地方，他都会遇到大量的文化问题。如此一来，作为著名作家兼画家的冯骥才就没有完整的时间搞创作了。他说：“工作会把我写作的时间切碎。尽管这样，我依然有写作的欲望。写作对于我是一种心灵的渴望，有一种东西要喷发出来，是捂不住的。所以我在新作《散花》中引用了托尔斯泰《复活》开篇写春天的草的内容，春天的草是抑制不住的，它从任何一个墙缝儿里钻出来，表现了生命的繁荣。写作也是如此，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爱，对生活的情感和思考，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总在不断往外冒，所以我总得要写。”

这些年来，虽然长期在全国各地为文化抢救工作奔走，但是，冯骥才还是每年都给自己定下创作计划，希望转年可以写一个长篇作品。他说特别想写一部对生命理解的哲学作品，甚至都有完整的创作提纲，也想创作纯文学作品。另外，他还在绘画。家里的书房和画室桌子上，随时都有准备好的稿纸和画纸，这是为了应付他随时会产生的创作灵感。在他看来，桌子上的纸好像布满了神经，让他总是有创作的灵感。

冯骥才说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创作激情。他说：“我从来不挤时间写东西，时间是灵活的。我很多东西都是随手写的，床头、客厅还有我常坐的桌子旁都有小本，随时有创作欲望就记录下来，有时就是几句话。这些都是很活的东西，我喜欢它们自己出来。艺术的情感是不可遏制的，那我就随着它创作。”

冯骥才自己有个“心灵契约”，他认为做文化抢救工作体现的是他的思想，因为他觉得知识分子是靠思想活着的人，也是靠思想站着的人，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而写作是生命的花朵，它要开花，那就由着它去。多年来，他也是一直这样用思想和情感来对话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