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寒潮南下，狂风大作。下午五点多钟，江苏省射阳县海滨的潮水退到最低，露出大片滩涂。摄影师卢广兴奋起来，卷起裤筒，脱下鞋袜，招呼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随行记者们一声：“走，下海去！”

他要寻找当地化工园区埋在岸边的排污水管。此前他已来过这片海域，其时海潮上涨没过排水口，又有园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工地“巡察”，不宜逗留。他在附近一家小超市站着等了三个多小时，冲一杯两块钱的奶茶御寒。

“就是这里！”趟着潮水走了七八百米后，卢广手指前方一片滩涂。这片水面呈现出阴险的暗红色，走近可闻到刺鼻气味。水温很高，赤脚在其中不多时便烫得受不了。

卢广拿出相机拍摄。四年多来，他不知拍过多少这样内容的照片，以略具夸张的视角和斑斓的色泽向世人警示，中国的大江大海已遭到何等程度的侵蚀和污染，这背后又有多少人付出了生计乃至生命的代价。

他是一个自由摄影师，没有单位，没有雇主，没有固定的发表平台，但他的作品见报率极高，常常斩获国内外大奖，赢得高关注度。

2004年，他拍摄的一组《艾滋病村》获得荷赛金奖。“消息一出来，河南省政府马上组织了紧急会议。”卢广说，“现在问题一步步都解决了，免费的医疗、孩子的救助，都开始有政府埋单。”

这一次，就在此次苏北之行前不久，他又获奖了。一个月前，卢广凭借《中国水污染》一组40张片子，获得美国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此奖项秉持“对摄影的激情、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原则，鼓励全球纪实摄影者关注人类生存状态。

在获奖感言中，卢广表示：“希望能给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和污染企业主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图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念，尽快从‘以环境换效益’的短期思维中走出来。”

苏北污染现实

夜晚驱车走在江苏滨海县头罾村，也能闻到刺鼻的臭鸡蛋气味。这个3000多人居住的村子被盐城沿海化工园区包围，100多家工厂从此处一直延伸到海边。据当地人说，以前这里的夏夜不需风扇、蚊香，如今已没有人敢开着门窗。最糟糕的时候，睡觉也要戴着口罩。

在2002年化工园区进驻之前，当地居民以农业、渔业、晒盐为主要营生。如今，5000亩农田全被征走；园区污水排放到大海，近海鱼产量骤减，渔民陆续被迫上岸；海水污染和空气中漂浮的化工浮尘，导致大批产盐因质量不达标而无法销出。

“能走的年轻人全走了，村里剩下老人小孩，靠土地补偿金过活。污染问题也一直没解决，上面要我们全部搬迁到东罾去，这不是为了我们着想，是要腾出所有头罾的土地做园区。因为东罾离这里只有七八公里，污染照样。”头罾村一位姓刘的村民对卢广说。曾有村民代表上访，要么被截，要么被抓，释放前都必须签署保证书，承诺再不上访。

卢广做着笔记，他随身携带着一张因翻看多次而显破旧的地图，上面用圆珠笔圈出每一个化工园区的位置，苏北一带显得尤为密集。

三天时间内，卢广跑了苏北六个县市的多家化工园区，“表面上每家化工园区都有符合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实际上都在偷工减料，有的根本就不开工。只有上面领导视察的时候，你才能听到污水处理厂机器的动静。”卢广说。

到达头罾的第二天，有上级环保部门前来检查，整个化工园区一片静谧。大部分化工厂暂时停工，只有污水处理厂一改往日状态，加大马力运作。空气中没有异味，河道也无污水流出。卢广在当地包车的司机忿忿不已：“他们要真想了解情况就多待几天，不用久，住一个礼拜就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包车沿路一转，堆积成山的硫磺粉赫然出现，青黄的颜色在露天里格外耀眼。厂区旁边是作为当地自来水水源的中山河，再远一点是近百平方公里的盐田。

“污染是道德问题”

“夏天氯气中毒的很多，一天可能会晕倒好几个。”连云港市堆沟港镇卫生所的卫生员介绍说，“但还没发现有普遍的地方病或职业病症。”

这个卫生所独自矗立于大片拆迁后的瓦砾废墟之中。卫生员与卢广的交谈吸引了更多因不接受补偿价格而拒绝拆迁的村民前来，他们中一些人希望这个不知哪里过来的人能到自己家中看看。

卢广摊摊手道一声没办法。他见过太多类似的状况，2005年开始，他行走于全国多个水域污染地区，在内蒙古、宁夏、山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云南、广东等地，都拍摄下触目惊心的画面。

“河南洪河已经污染了20多年，整条河都是红褐色的，254公里河流两岸的居民，都喝的这水。我去采访时，有个17岁的男孩，刚考完大学，一发病就是癌症，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到他手上。他的父亲两年前因肝癌去世，现在就剩下他的母亲。另一个家庭有个女孩，16岁结婚，22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4岁的孩子。这些事都让我难以入眠。”卢广说。

他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拍摄，将当地人们饮水、生活、病痛以及工业发展排放的情况一一展现。

有人问他，拍了这几年，是否发现问题正在逐渐好起来？卢广摇摇头：“没有越来越好，只是越来越隐蔽。”拍摄期间他已发现各种欺上瞒下的方法，比如设计两套排水管，上层走清水，下层走污水；或者将排污管道完全封闭，从地下直通大海。

“现在奉行的依然是‘先污染、再治理’。苏南发展好了，就把高污染的企业迁到苏北，治理苏南的环境。等苏北发展起来，环境问题严重了，企业再迁到更贫困、土地更便宜的地方去。”卢广感慨，“反正中国有的是地方。”

他认为在国内污染是个“道德问题”，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手段加以制衡。企业要求最大利润，着力压低排污成本；政府希望招商引资，不断减免环保要求；环保部门虽有权监督，但无利可图，监督力度不足，加上地方想尽各种办法欺瞒，最终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温饱还是环保？是地方政府永远面临的难题。尽管谁也不敢公开放弃环保，但私下盘算的都是，没有温饱，如何环保？化工产业因其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而最受一些地方政府青睐，根据一项测算，每投资1元，化工产业对GDP的贡献高达8元。

但卢广认为：“污染和发展从来不是矛盾。有更好的发展方法，也有更赚钱的企业，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做更好的处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执法力度。按照目前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最高罚款额是50万，没有刑事责任。

“作为一个一年几千万、几个亿利润的企业来说，50万算得了什么？你罚吧，因为排放污水的成本可能要上千万。所以靠罚款是没有用的，要制定更严厉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发现一次排污超标，老板就要坐几年牢，他们还敢不敢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