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元旦,以零星地炸响在拉萨广寒而清凉的夜空中的爆竹,和回荡在苏州寒山寺的108下钟声——这业已商业化的电视节目,贸然地闯入了围炉夜话或意欲入眠的人们的耳鼓之中。我仍在回想先前通过传呼台给一位旧友送去的祝辞。我原本要说的是:1998,吉祥如意;可我却连续重复了两遍1988。对于新年的降临几近于拒绝的心理,竟能让人宁肯回到那遥远、苍白的十年前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民族学院的学生,在成都阴冷、潮湿的冬夜里,深为自己平淡无奇的人生经历而苦恼,特意在一本像红旗一样鲜艳的笔记本的扉页上,颇为激昂地写下: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多么想变成一只勇敢的海燕,像黑色的闪电一般,在天空中高傲地飞翔。
不知道现今的孩子们是否听说过这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豪言壮语。也许,在他们的课本里连高尔基这个革命文豪的名字亦遁而不见了。那可是我和同辈人甚至上溯到一、两代人许多年来最主要的精神偶像,其他的如雷锋、保尔`柯察金、张海迪等等;在读大学的初期,还曾给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们写信、寄慰问品。但1986年以后,新的、浪漫的、叛逆的偶像在趋于个人化、艺术化的诗歌擂击出的无序的激烈鼓点中匆匆上场了。
时代不同了;每一个时代都各有各的理想、热情、口号和创伤,像一个个火烫的烙印纷乱地刻在人们的心上,甚至形状不一的额头上,今生抹不掉,来世还可能若隐若现。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生命里流淌着古老吐蕃之血的藏人来说,故乡的风景早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改变。故乡的,譬如说故乡的语言,我依稀耳闻却从未放在心上。是否,另有一种错误或误差致使我的存在犹如一个意外?
1998年的元旦,全世界都在以各种超乎寻常的方式迎接着它,除了某个地方静若止水,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沉默无言。悉尼在放最昂贵的焰火,伦敦在大开香槟酒,澳门在金属般闪烁的灯光中使劲地扭动着即将统一的胯部,东京的年轻人个个高举着银色的、烙饼似的气球尖声喊叫。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浓妆艳抹的白人和黑人热泪盈眶地紧紧拥抱;而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五十六个民族的代表缺一不可地一齐闪亮登场——色彩缤纷、大相迥异的服装,却是如出一辙的笑颜和舞姿……我甚至觉得主持人的声音十分耳熟,像是从来就伴随着我和太多的人一起经过了那些充斥着各种极端、疯狂而荒诞的戏剧事件的年代:高亢,激越,充满斗志,令人血热贲张;至多有一些娇媚,嗲气,这倒是如今这个商品社会所赋予的。
可真的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吗?在人们弯月一般扬起的眉梢之间,那隐隐掠过的、不易察觉的阴影是什么?毛泽东在他濒死之前最后一次观看电影,当看到多年浴血奋战的解放大军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胜利进城的镜头时,这位素来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突然老泪纵横,不能自已……我还是欣赏俄罗斯一个偏远的小渔村里,像北极熊一样笨拙、像海豹一样良善的劳动者在篝火旁烤着鱼、喝着烧酒、跳着传统舞蹈的形式,据说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早进入新年的。肤色黝黑、相貌英俊的印度青年则疾步走在无垠的大漠上,他在歌唱祖国,深情地歌唱他的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美丽的祖国,于是,天真的孩子欢笑了,漂亮的、头顶水罐的少女欢笑了,满脸皱纹的老人欢笑了……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氤氲的梵香中,我洗净双手,步入佛堂。我把自己视为一盏静静燃着的酥油供灯,向着金色的佛龛里庄严如仪的佛像和满墙的唐卡礼拜并祈祷:一为众生,二为导师,三为亲人,最后是自己。——无论如何,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但愿这不是空想吧。恍惚中,观世音遥遥地伸出一千只柔曼如柳的手,轻轻地抚慰着因耽于尘世而不安的我的心。哦,他也老了,他让衰老如此明显地示现,甚至交织着黄色与绛红色的僧袍上也布满皱褶,却更有一种慈悲的力量动人心魄,而他的目光,那难以形容的充满智慧的目光哟,我不禁幸福而又伤感地泫然泪下了。
半夜三点多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刹那间,我竟以为天光大亮。谁在这么晚还要倾诉衷肠?电话的那一端源自繁华的南国明珠——广州,可以清晰地听见穿梭不息的车辆疾驰并鸣响喇叭的强音,混杂着宾馆里的电视中如电光火石般噼啪作响的粤语,真的是大都市喧哗与骚动的不眠之夜啊。而这边,我指的是拉萨,早已一片沉寂,偶尔有狗吠几声,以及从高高的窗户里泻下的雪一般洁白的月光,以及,对面的那一座从前的宫殿在夜幕下神秘并且凄凉的巨大而模糊的轮廓仿佛被我穿透墙壁的视力所目睹;此时,如果有赞歌,那也是从古老的、繁多的寺院中无数纯洁的喉管里飘出的献给佛陀的赞歌,——谁说这不是一个神话一般的、但已没落的世外庄园呢?
只听得红尘中那个被失眠折磨的人语调低沉地说:花钱买欢,有何不可?可一念及我素来心高气傲,本该是奇女子钟情的人却要行这等下作的事,就觉着是自取其辱,再深不过地落入了俗套……原来,佛教中讲的六道轮回就在人间,而人间中最常见的就是地狱。什么是地狱?俗,就是地狱。以前总以为自己与众不同,每一次的反叛,每一次的热血澎湃,都是为了和一个"俗"字抗争,可万万没想到如今还是落入了俗套,变成了一个俗人,就像地狱中的一个鬼。究竟什么是将人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药方呢?是"爱"吗?可"爱"在哪儿呢?
电话里,这"爱"的要求多么空虚,却又强烈。
1998年的元旦,太阳照常升起,还将照常落下,西藏人亦照常起居,向三宝磕头,去寺院点灯,沿帕廓转经;我奉为上师的仁波切应一位新近丧母的施主的恭请,一早就带着十余名僧人在大昭寺的庭院内虔心地做法事;往北去,那里的百姓和牲畜还在和百年不遇的大雪酿成的灾难苦苦地抗争着……我照常在书桌前坐下,——这几乎是我每日的功课:读书,写作,以及诵经。
然而这一天,我忍不住要回顾,是的,回顾过去的一年,1997,固然有许多历史事件迭出不穷,留下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比如邓小平的去世,香港回归,等等;但我最清晰不过地记得的是两个女人的死。一位算是寿终正寝,是我深深偏爱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她罕见的智慧和才情远比她传奇、浪漫的经历更令人神往,以致她亡故的刺痛从九六年蔓延至今;曾有一度,不少清高的知识女性为这样一段话怦然心动,唏嘘不已——"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一位是昔日的王妃,英格兰的玫瑰,全球舆论的热点,戴安娜,在诗情画意一般的巴黎夏夜与最后的恋人惨遇车祸,香消玉殒,令人不禁扼腕痛惜,喟叹生命短促,世事无常,——而当时,我正在康巴老家的方圆之内经验着精神上的一次特别重要的洗礼。
确切地说,那些庞大或微小的寺院犹如镶嵌在广袤、高拔的大地上的红宝石,即使在历史的风雨中或略有破败,或已为废墟仍然闪烁着熠熠夺目的光芒,还有那些裹着绛红大氅的喇嘛,苍老的,盛年的,幼稚的,无一不亲人似的微笑着,迎候着,其中竟有三人与我同名,最小的不过五、六岁,在镜头里他睁大着亮晶晶的眼睛,歪着头,轻轻地咬着拇指,一副令人爱怜的模样儿,谁会想到他也是次日盛大的法会上端坐着千吟百诵的一个?
1998年的元旦,我重新打开几本关于西藏的书籍。我再度百感交集地闻到了西藏的气息。那是芬芳中的芬芳,梦幻中的梦幻,啜泣中的啜泣。——我的意思是,我人在西藏,却往往只能在书中看见真正的西藏。是的,就是这样的三本书:一本黄色,一本绛红色,另一本的封面是钴蓝色的天穹下,两位普通而修长的僧侣吹奏法号的侧影。显而易见,它们是那遍布雪域的壮美或朴素的建筑中(不少已沦为废墟)难以计数的、又长又窄的、被一根结实而污黑的牛皮绳紧紧捆扎的纸张坚韧、笔迹清晰却似亘古流传下来的所有典籍的精粹、扼要和浓缩;另外,它们尤其是一段重要的过去的记忆。这记忆太多了,太重了,这记忆的比重、体积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非但不曾减弱半分,反而像发了酵似的,渐渐地充满了整个有形和无形的空间,当我们——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在生命的最初并未得到过故乡那醇厚而甘甜的乳汁哺育的人——呱呱坠地,就不偏不倚地"啪"地打在了身体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随着成长,日渐深刻,一如难以愈合的伤痕。
这三本书读起来是那么的优美、流畅,深情,并不因为……而哽塞难言,闪烁其辞。有一些如同"幻想或诗歌",自然是令人伤怀的幻想或诗歌。比如:
……天黑以后,我最后一次来到专门供奉大黑天的佛坛前,他是我的护法。我推开沉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景象印入脑海。许多僧人在护法的巨大雕像基部诵经祈祷。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许愿油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牛油,添加到许愿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僧人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
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辞仪式的一部分,代表赎罪以及回来的意愿。我默祷了一会儿,僧人们一定猜到我要走了……
又比如:
……人们都磕了长头之后,他开始快速地背诵经文。领诵的喇嘛坐在第二排,他也紧随着祈祷起来,接着人们都跟着祈祷起来。两分钟后,快速诵经以最后高声鸣掌三下而结束,这样是为了象征性地扫除障碍,以便能够认识到形与虚是一致的:这是佛经的主题,是佛教哲学的基础。
又比如:
……西藏不是圣贤或奇迹的土地。西藏是皈依宗教道路的人民的土地,他们不是痛苦地履行义务,而是充满热情和极大的欢乐遵循这条道路。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我们希望,我们就能得到保佑。如果这就是奇迹,那么西藏就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因为观世音总是不断地显圣,引导和帮助我们。
或许乡村本身就给了我们帮助。我知道,对于我们这些不得不离开西藏的人来说,不能看到西藏的崇山峻岭,感觉不到家乡的微风,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是真正的损失。是乡村把我们的思想变得内向。在西藏,我们不仅生活在世界之中,而且和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西藏本身看来就是我们祝福的一部分。
因为这样的书,我蓦然惊觉某种使命从未像此刻这般明晰过,迫近过。甚至一位来自秀丽江南、与我不同族籍的诗人,在短短数日的西藏之行结束之后,都能够含蓄而又形象地写下:它(即西藏)有着最为公开的秘密的密室、最大颗粒的泪滴、最为强烈的紫外线或最最低迷浑厚的男性(喇嘛)诵经的声音……
是否,我终于明确了今后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揭示,并且传播那秘密,——那惊人的、感人的却非个人的秘密?正如一位一生致力于用"记忆"对抗"遗忘"的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说过:"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那么让我也学着来讲故事吧,让我用最多见的一种语言,却是一种重新定义、净化甚至重新发明的语言来讲故事,而"别的一切都可以等,必须等。别的一切都不存在。"——这应该是我的责任,理想和努力。
然而,我却是如此地……尴尬。或者说,我注定将如此尴尬地活着。
啊,1998年的元旦!我从未像这一天这般明白无误地洞察到此生此世,即这一次轮回中我甚为微妙的处境:一个其实并不纯粹的混血儿,一个在异乡飘荡多年的游魂,一个至今与母语隔若关山的残疾人,一个被浅陋的艺术化的生活重创过的伤员,一个在宗教殿堂的角落中姿势生硬的仪轨见习生,一个,一个永远徘徊于尘世的边缘、空怀教徒式的献身精神的独身者……不过,我仍然要恳求,是的,在世纪末,在这个酝酿着各种变革的前夜,我以我的良知和我的宿命恳求:请允许吧,即使这些不完整的故事在怎样矛盾和犹豫的心情中被喃喃低语地道出……
1998元旦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 文/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