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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空军“叛逃者”面对故土家园 止于隔海相望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岸不断相互策反,以优渥待遇吸引对方阵营人士投奔,黄天明、朱京蓉被认定为台湾的“叛逃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岸政治氛围日渐和缓,但这些投

核心提示: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岸不断相互策反,以优渥待遇吸引对方阵营人士投奔,黄天明、朱京蓉被认定为台湾的“叛逃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岸政治氛围日渐和缓,但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们,仍未得到对岸最后的“宽恕”,面对故土家园,止于隔海相望,历史的一页迟迟未能翻过。 

凤凰卫视1月9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回到大陆43年,我已由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头,也是满头白发。我心中总想自己的故乡在台湾,我虽不能孝敬老人,但在有生之年,应该回台湾给他们上上坟,探望自己的家人、亲友。看在我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情感上,请批准我返台探亲。五十期飞行生——朱京蓉,2012年8月31日。

朱京蓉:我最想回去,那是什么时候,好像是2012年。因为那时候时机比较好,他们很多同学都已经退了。我要回去的事儿,同学都很热心嘛,而且成立了后援会,他说你把那个陈情书给我们寄来,我给你送上去。他就送给总司令严明。他是他的学生,严明是他学生,他(严明)不是给了回复信嘛。朱员的事,国防部已经定位是叛逃人员。我们就不方便。后来到2013年,我们打第二次官司,高雄地检说你这个官司军法已经说了,您属于叛逃人员,我们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无权,就不打那个官司,两个官司就不打了,你再打也没有用。

无奈的叛逃:冲出舱门的那一刻朱京蓉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在大陆,不敢想象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命运

解说:朱京蓉,今年72岁,现居北京。从2010年开始,他先后两次起诉台湾军方,要求批准他回台湾探亲。那里,是这个每天早期晨练的普通退休老们,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家乡。他的命运扭转于48年前的一次飞行。那时的朱京蓉还是台湾空军官校一名前途无量的飞行员。1969年5月26日,台湾空军官校管辖的冈山基地上空,积云密布,下午4点20分,24岁的学员朱京蓉跟从教官黄天明进入T-33型3024号教练机,做全天最后一次的训练飞行。

朱京蓉:起飞以后是360,往北360,360度。我出云以后,他又一个转弯,转到海面,这时候我没有警惕,我以为在花莲,一到海岸线,他说把罩子打开,他这么讲的,把罩子开开,我一按,咚,那罩子开开了,我一看,哎呦,都是云。我们正好在云上飞行,这云很厚,像棉花一样。飞机就在这里,飞半天找不到地方,最后他看到有个,前面有个云洞啊,他说就这里了,咚,就下去。一下去全四周都是山,中间是一个小平原一样,我飞过去的时候,因为很近了,可能就几十米高,我们看到山上面都是石头。“忠”,三忠于四无限的“忠”,用石头拼起来的“忠”字。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见过这种。

解说:眼前的简体汉字和飞机诡异的飞行路线,令朱京蓉心生疑惑,而更让他觉得奇怪的是,坐在他前面驾驶飞机的教官黄天明举止也十分反常。

朱京蓉:全程从起飞到快落地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事儿,他说,迫降程序,飞机没油了。我说第一,放,get down,后来他说不行,他说前面都是河,我们要放起起起落架的话,轮子落地的话,我们的飞机弹起来,就掉到河里面去了,会爆炸的。结果他就低飞,可能在那儿低飞了一圈,从那个,有那个村庄,村庄里面有学校,从那学校上面,屋顶上面过去,因为我在后面看不到,我只看到旁边有河,过了河以后,我看快接地的时候,我推了一杆,咚,就撞,机头可能反应很快,就一接,咚,好像爆炸一样,整个脸,那个头好像炸了一样。飞机弹起来,我又推,就后来又撞了一下。最后飞机打了几个转就停在那儿了。

解说:飞机刚一着陆,朱京蓉便第一时间冲出舱门,看到机身有火苗蹿起后,他又急忙返回,将被困在机舱的黄天明拖了出来。就在两人惊魂未定之时,朱京蓉看见大批持枪的民兵,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朱京蓉:还开枪呢,跟我们开了好几枪呢,用步枪,嗞,子弹从我们头上过去,我们是军人,我们懂得枪从头上过去,那种声音,嗞,像知了一样,嗞,我们两个都吓得趴在地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都在那儿叫。最后我们教官他说不要打死我,我是国民党过来,我是起义的。他讲他们的话,他是广东人。他的意思是说我是国民党过来,我起义的。我就是广东的了。行,叫我们把飞行服全部脱得光光的,剩一个短裤,跟他们走。还叫我们喊口号,打到苏修,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反动派,打倒蒋介石。

解说:此刻的朱京蓉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在海峡对岸了,他不敢想象前方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朱京蓉,194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在国民党空军后勤工作,1947年,一家人跟随国民党退守台湾,定居在台中大石里的眷村。1962年,17岁的朱京蓉考入台湾空军幼年学校,“空幼”成立于1940年,当时是为抗战储备空中战斗力量,抗战胜利后曾一度停滞,直到1958年才在台湾复校。

朱京蓉:我爸爸陪我去考的,去检查身体或者去考试,我父亲陪着我去的,他平常从来没有陪过我们,而且都认识嘛,对不对。那个空军医院,一看,呦,来啦,朱副官来啦,带儿子来考试,我们好像有一万多个学生去体检,最后淘汰到剩八百多个,我爸爸说很不容易啊,从来没有陪我们出来的。

解说:在空幼学习三年后,朱京蓉顺利升入台湾空军官校。然而就在即将毕业,成为一名飞行员时,他却突然向父母提出想要退学。

朱京蓉:我妈就说做啥子嘛,四川人嘛,怎么搞的嘛,我说我差点摔了,我飞行的时候会呕吐,做了个动作,会呕吐,后来我妈说,官校四年都拼出来了,你们好多同学都被淘汰了,你也不容易,你再坚持一下嘛。你坚持的话,我们家就有救了。因为我爸爸当上尉嘛,待遇也不好,在台湾。一家子就靠他那点工资,我妈妈也没工作,我哥哥、弟弟都没有工作,都是上学的,所以家里面比较贫困的。应该说掉了眼泪,我说行,我说听妈妈的,我才下决心,要不然我回去我就不想飞了。命运就是这种情况,我也真是,也没有怪谁,只怪自己。比如讲,我当时要是不飞了,我就没有后面那些事儿。

经过十几天的审查朱京蓉被大陆认定为起义人员 “我只知道回不去了,见不到父母亲了,见不到亲人了”

解说:1958年,台湾颁布《共产官员起义归来接待规定》,此后,大陆也出台了类似政策。而两岸策反的主要对象,都是飞行员。

朱京蓉:比如讲空军,就讲了,你飞U-2飞机回来,好像是9000两黄金,你飞F-104,最新的战斗机,1小时飞2000多公里的,也是8000,你要飞台湾的,像F-5,还有预警机这些飞机,是7000两黄金,再飞差一点的F-86是2500两黄金,像我们的T-33和一些飞机,是1200两黄金。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看谁是机长,谁是副驾驶,我们教官是机长有700两,这个学生是500两。当年的形势,像这些事情,都是秘密的了。我们也有听收音机,大陆广播,国民党弟兄们,大陆弟兄们,这么讲。另外的话,那时候也有人过来过去的,我们也知道这事情。但是作为学生来讲,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说毕业出来,没有说想到跑的。

解说:1968年,飞行成绩优异的朱京蓉,被分配飞行高级教练机,喷气T-33型战斗机,当年10月,他所在的机组来了一位叫黄天明的教官。黄天明,原是台湾空军第一连队的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因一次飞行事故被处罚后,忿忿不平。上级担心黄天明情绪波动叛逃,故将其调到空军官校做教官。

朱京蓉:他说,我在知道调到官校当教官,我那时候已经下决心跑,按规定,教官不能单飞的。他不给你机会跑调,教官全部是双人的,教官带学员,教官或者带教官,本来带我两个,后来另外一个同学叫叶建国,个子很大,很凶的那个,所以他一看,带了我们一段时间,他就要求把那个学习调走了,调到别的组去了,专门带我一个人飞行。应该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见我不是好欺负嘛,你很软,你绝对不会反抗的意思,他自己跟我讲的。

解说:5月26日那天下午,朱京蓉飞完当天任务后,被要求再做一次仪表飞行。而飞行教官正是黄天明。那时的朱京蓉根本没有想到,这次在他看来普通的飞行,其实是黄天明早已筹划许久的一次叛逃行动。当天,两人驾机从冈山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后迫降在广东省博罗县观音阁海滩。被当地民兵抓获后,两人被带到广州,安置在空军招待所,接受审查。

朱京蓉:我们在二楼,我一个房子,他一个房子,空军去了几个代表,找他谈话,就政审一样,审查他。他们问我,我跟着教官什么都不知道,平常审查的时候不让见,可是一个礼拜以后后来就能见面了。我一直在哭,我跟教官有一天见了,他说别哭了,都这种情况还哭什么。

解说:经过十几天的审查后,朱京蓉和黄天明最终被认定为起义人员。1969年6月24日,两人被带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他们与其他起义者一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朱京蓉:周总理就说了,老黄啊,你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小朱打招呼。就没有,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一没有,整个那个气氛,好像空气停了一样,凝固了一样,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周总理怎么会问这个话。后来,可能过了几秒钟,周总理说,小朱同志协助教官驾机起义成功,也是立功了嘛。开始我有点,怎么说呢,我有点忐忑不安,非常不安。后来这句话一讲以后,基本上定性了,也算是跟他们一样,起义人员了。

记者:听到这个你们被定义是起义的这一刻,您在台上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朱京蓉:其他事情我们,好像也没有让我们可以想象的,什么以后怎么办,我们没有想这事儿。回去了绝对不可能了,当时对投诚起义这些概念,我自己感觉我没什么印象,我只知道回不去了,见不到父母亲了,见不到亲人了,只有这个而已。

解说:很快,台湾空军总部得知了黄天明和朱京蓉投诚的消息,为了降低影响,军方并为对外宣布实情,而是将事件定性为飞行事故。宣布机毁人亡。

朱京蓉:我母亲在空军总部,派了医官陪同我母亲,到官校去领取遗物,我的母亲去的时候,带了妹妹去可能是,开始很难过,哭哭啼啼的,后来我们的队长叫匡彧。跟我母亲说,朱老太太你不要难过了,你的儿子还在,还活着。我母亲说在哪里,他说在那边,后来讲的就说整个眷村,对我的哥哥弟弟妹妹,背后的议论,正面上他没有说什么叛逃的人,但是他警察局和各个方面,那是后面了,来经常审计我的弟弟,在他的身份证上面也划了叉叉,我母亲说,活着就好。

黄天明“叛逃”谜底揭晓 朱京蓉时隔14年辗转新加坡寄信给台湾亲人终团聚

解说:1969年11月,黄天明、朱京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天明分至湖北老河口,担任空军第九航空学校第三训练团副团长,后在当地重新组织家庭。朱京蓉则分到河南许昌,担任第九航校第二训练团参谋。

朱京蓉:政委在会上宣布,朱京蓉要到我们部队工作,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第一,我们要不亢不卑,不亢不卑是谁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美国的那个话。第二,不要过多的和他来往,因为什么,大家的工作都忙,干革命,革命工作都很忙,你也不要去影响他,不要跟他来往。不准和他有过多的来往。我在部队的时候,一放假,全部走光光的,我心里面确实是很孤独,第一年春节我在外面坐在台阶上面掉眼泪,有一个副大队长过来,小朱,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说我在这儿乘凉。哪有三十晚上乘凉的。他说到我那儿喝杯酒,我第一次到人家去喝杯酒,一个副大队长,所以说我还是先找个人结婚吧。有个家,我就好办了。我起码有个地方去吧。

解说:此后,经组织介绍,朱京蓉与当时在部队附近毛纺厂工作的女工黄国晴相识,1971年11月,他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婚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虽然平淡温馨的家庭生活,日益弥补了一些朱京蓉内心的孤独,但很长时间里,他对妻儿依然绝口不提自己的往事。

朱京蓉:因为我自己感觉没有必要讲,我到部队以后,我就讲了,过去的事情不能随便给人讲,我说讲好了啊,人家会说你的,你宣扬那些东西干吗,讲不好的话到时候人家说你,你是不是有什么意思,我跟我爱人也讲了,台湾的事情,不要去讲它,讲它干啥。讲它再给你们增加些事,台湾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是台湾来的,都批斗得很厉害,台湾的更不得了。

解说:文革期间,黄天明与朱京蓉保持通信往来,迫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在信中不敢吐露心迹,直到一次黄天明来到朱京蓉所在部队检查工作,两人才有过一番深谈。

朱京蓉:把他的小孩的照片,把他老婆的照片,从皮夹子里面拿来给我看,他回来跟他太太有关系,他的太太家里出身很高,她爸爸是海军上校,他跟他太太感情很好,但是他岳母就瞧不起他。她说你以后不要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不欢迎士官家出身的人到我们家来,所以对他打击很大。还有一个,他母亲,黄教官的母亲得了肺病,在他们台南医院门口要抢救,后来人家说你母亲要抢救,要交押金,要交两万块钱台币押金,他说我一下拿不出两万,他说我飞行员,人家说飞行员也不行,结果他母亲就死在医院的门口,没抢救就死掉了。这是第二个原因。最后导火线就是他飞行的一次事情。过去没讲,没讲过这些事儿。就跟我一个人说过。因为毕竟跟他一起回来的,只有我还是信得过。

解说:1983年,已经14年没有和台湾的亲人有过任何联系的朱京蓉,终于辗转托一位当海员的朋友,趁出航新加坡之际,转寄家书给台湾的家人。巧合的是,收到这封信的当天,正好是朱京蓉母亲的生日。

朱京蓉:我母亲过生日那天,我弟弟从外面回来,一看信箱里面有一封信,我们家里怎么还有信呢,一看,哟,我的信,他不吭气,拿进去说,妈,生日快乐,给你送礼来了。我妈说狗屁,四川话说,手里空空的还有什么大礼呢,我送大礼了,三哥来信,我是老三嘛,三哥来信,他们都高兴了。我的信从新加坡寄到台湾了,而且是我妈妈过生日那天收到的,他们特别高兴。通过好多周折,信收到了,最后取得联系了。

解说: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缓和,1987年底,台湾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隔绝了38年的两岸关系首次破冰。但因为有军职在身,朱京蓉一直无法回到家乡台湾,第二年3月4日,母亲带着朱京蓉的两个妹妹来到北京,一家人团聚,此后,父亲也两次来到大陆探望儿子。

朱京蓉:都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没想到又能见到,以为这一生都见不到了。母亲问我最多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受到什么苦在这儿,我母亲就是这样,我父亲第一次回来时候,也是下了决心,他身体不太好,心脏不好,上次,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想在这儿定居,后来上面没同意嘛,就是说现在定居不好,最好能两边住,后来他说行,我回去吧。了了心愿,回去以后,全部心愿都完成了,他回去一个礼拜就走掉了。我母亲来的时候,很恨黄教官,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也不要恨他,他还有他的事,他有他的苦衷,我说你恨他也没用,毕竟你儿子现在还活着,后来她到北京见了黄教官,黄教官说朱妈妈,对不起,讲了这句话。我妈妈没吭气,点头就过去了。一笑泯恩仇。但是她后来,我母亲后来从广州走的,在广州见到我们教官的太太,见完以后,我母亲哭了,一直哭。我们四个人在海关抱头痛哭。

被台湾列为叛逃通缉犯 只想有生之年回台湾给父母上个坟

解说:1986年后,黄天明担任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95年晋升少将,2015年,在广州去世。

朱京蓉:他在病危抢救的时候,我们从北京赶过去看他,后来晚上他的女婿请我们吃饭,他的女婿在饭桌上给我讲了,他说他妈妈给他说,朱叔叔是我爸爸,(在)朱叔叔不知道的其他下带过来的,我爸爸说,愧对朱京蓉,这一辈子愧对朱京蓉。我也有时候也想过这个事儿,我为什么不愿意怪他,或者不愿意埋怨他,我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埋怨谁也没用。另外的话,我想我这么多人十一亿人,我就认识他一个人,那时候,我说我要不跟他讲话,我跟谁讲话,我更孤独了。

解说:1996,朱京蓉的父亲去世,四年后,母亲也因脑血栓过世。朱京蓉多方努力,想回台湾参加母亲的葬礼,但最终也未能成行。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是朱京蓉一生的遗憾。

朱京蓉:想回去看看,我主要是回去干什么,给父母亲上个坟,见见一些亲友,我主要是争那个气。我当时跟父母亲联系上以后,我的心真的放得很开,我就说再坏的命运我都可以忍的,可以委屈委屈嘛,大家见了面以后,这一生不管怎么样,重新在一块相聚,能够重新得到母爱,或者得到父亲的这种应该很满足了。

解说:2008年,台湾向大陆开放旅游,此时已经退休两年的朱京蓉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一次台湾的家乡了,但此后他才得知自己已经被台湾列为叛逃通缉人员。尽管朱京蓉多方努力,但时至今日,他仍然无法回到家乡台湾。

朱京蓉:那是1969年二月二十几号要收假了,我们要回学校报道,我跟我妈讲,我不想坐火车,我想坐飞机票,坐飞机回去。我妈说飞机票贵死了,300多块钱,我说我就想在家多待半天。飞机是下午的飞机,我妈说好,我们就住旁边,我提着箱子,我扶着我母亲,她一脚印一步一步走了半个小时走到那边去,走到松山机场,我就站在走廊,我说妈,我走了,我妈说好,她就站在门口,飞机在那边,那个停机坪,我就走过去嘛,我回头看,老太太很难过。那一次基本上就把我送走了,我就说以后我决定不让别人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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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晓娜 PV096]

责任编辑:卢晓娜 PV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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