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首次回应处理占中事件 坦言一事最难做决定

对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最初是在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提及应由协商或选举产生。而“普选”一词的首次出现，则是在1990年正式颁布的《基本法》中，其中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而在《基本法》的起草与咨询过程中，“按民主程序提名”和“有广泛代表性”这两个词，曾经引起港人的广泛讨论。

吴小莉：2017年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实现普选的这个决定，当时有人担心会不会太快了，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太快了？

梁振英：当时的方案是最好的方案，在《基本法》里面有这么一句，就最终达到普选产生。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后，普选产生，这个是《基本法》定下的目标。我作为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希望能够尽快落实。很不幸呢，在这个过程中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包括一些年轻朋友们，他不了解《基本法》的规定。很多人以为最终达到普选产生就普选产生，其实呢，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经过这个提名委员会提名后，普选产生。所以很多包括“占中”的一些年轻朋友呢，他占领中环，他要求有公民提名，他说公民提名必不可少，这个是当时占领中环的朋友们一个普遍的口号，他不知道《基本法》没有公民提名这个规定。《基本法》规定是提名委员会提名，所以这个呢再一次说明了《基本法》一百六十条内容很丰富，也有很多背景，虽然1990年颁布到现在，二十几年时间了，但是一百六十条的条文，它的含义，它的具体规定，现在社会上呢，包括我们一些年轻朋友，包括在学校里面，他们在中学期间应该念过的一些内容呢，现在可能也不大了了了。所以这些《基本法》的宣传说明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的。

香港特首普选的最大争议，主要围绕在提名方式上。2015年的4月22日，历经两轮的公众咨询后，香港特区政府发表的政改方案提出：“行政长官选举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再由全港500万合资格的选民，‘一人一票’选特首”。然而在送交审议后的6月18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否决了这份有关修改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

吴小莉：当时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您对于政改方案不能落实极度失望”，您觉得会影响香港的民主进程？

梁振英：这个推动政改的工作确实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精力，到最后不能完成确实是非常可惜的。我现在有个感觉就是当年不管是由于他不完全理解《基本法》的具体规定也好，或者是他知道《基本法》有这个提名委员会提名，没有公民提名，但是他由于种种原因他坚持，他希望人大常委能够修改《基本法》。不管怎么样，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朋友觉得有点后悔，因为刚刚过去这项选举本来是可以依据当时政改方案来落实，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作为历史第一次。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还是沿用过去的这个选举委员会选举办法。将来什么时候再有这个机会很难说，但是看样子不会在未来一切新的特区政府这五年任期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可惜，

吴小莉：为什么未来五年不适合？

梁振英：因为刚刚两三年前我们才做了一个很大的努力、做了一个尝试，不能成功，未来五年我看泛民，这民主派他们提出这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我看他们不会改变。中央也说明了，必须要在《基本法》，也就是提名委员会提名，然后普选产生这个规定，所以我看未来五年大概没有这个基础。现在政治上呢也有可能有些朋友坚持一些在社会上存在已久的一些分歧，包括这个政改应该怎么落实。不愿意妥协。因为在外面，经常都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可行的艺术等等。所以我看两三年前那次，有些朋友过分坚持，使得了我们这个政改方案的不能落实。

吴小莉：这79天的时间当中有什么是最艰难的决定？

梁振英：不采取行动是最难的。香港警方用香港的法律来解决，没有需要动用解放军驻港部队

梁振英首次回应处理占中事件 坦言一事最难做决定

 2014年底发生的非法“占中”事件，是梁振英政府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那段时间，香港社会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绝交潮”，由于政见不一，选择在社交网站甚至现实生活中，互不往来的人越来越多。对此，前汇丰亚太区主席艾尔敦就在其文章《香港的未来》中提醒：“占中”所倡导的社会风气，已经与曾经让港人为之自豪的“狮子山下精神”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吴小莉：”占中”是本届政府面临的极大的管制的挑战，那79天我们作为市民都深受影响，您作为管治者一定心情最多的起伏，告诉我们那79天您是怎么过的？

梁振英：首先戴耀廷他写第一篇文章，要号召万人”占中”，一万人占领中环、瘫痪中环，我们就没有掉以轻心，首先就把礼宾府一些地方，把它整修一下，就作为临时办公室，因为我现在办公的地方不在礼宾府在下面政府总部。

吴小莉：担心政府总部被包围？

梁振英：担心政府总部被包围，同时也给我们多一些空间、多一些时间，和占领中环的人能够和他们沟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在”占中”爆发前大概一年多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准备，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愿意以极大的诚意、极大的耐心去解决这个”占中”的问题，后来过不然”占中”发生，整个政府总部包括特首办被包围，我们就在这开会，所有政府的正常的会议都在这儿，不在下面添马政府总部，包括每天早上我们早短会，每个礼拜二的行进会议，包括我们三个市长的三司会，包括我们每天要跟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开会听汇报，都在这个点，都在这个地方，也在这个地方开了好像两次临时的新闻发布会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有79天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比较好的处理”占中”这个事件，也跟我们原先对这个这个问题的评估有一定关系，到最后呢我相信到我们去开路、清场的时候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绝大多数的国际的朋友们都认为特区政府已经展示了极大的耐心。而且呢我们警方也在这79年时间里也很忍让，大家都在克制都可以看的很清楚，当他们真的采取行动，去开路清场的时候也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我们一方面解决了”占中”这个挑战，同时呢我们也争取了香港市民大多数的民心。

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对于愈演愈烈的非法“占中”，梁振英曾经重复提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在这次的采访中，梁振英对我坦承，79天中，面对巨大的压力，他所做出的最艰难决定，就是“忍”。

吴小莉：但是这79天，很多人都讶异会维持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占中”，影响了市民79天的时间，这79天的时间当中有什么决定是最难的，最艰难的决定？

梁振英：不采取行动，不采取行动是最难的。

吴小莉：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了的？

梁振英：警察，警察的工作执法，警察的训练就是处理这样的场面的，你要警察会采取行动，要让我们警察中心的上上下下他支持这个政治决定，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占中”的市民，给他区政府更多的时间让双方去谈，这个是最困难的地方，

吴小莉：当时是特区政府是包括您在内的会议的成员都决定说要等待。

梁振英：是我决定的要等。

吴小莉：为什么？

梁振英：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希望用过度的武力，我们也希望讲道理，能够把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公民提名他的背后这个法律上的道理等等，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吴小莉：当时您每天还是要跟中央报告，是用书面的报告还是电话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回馈吗？

梁振英：都有，不一定是每天的包括，有事情的时候就报告，种种方式都有。

吴小莉：对于决定要忍下来、等待，是受到支持的吗？

梁振英：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中央给我很大的支持，包括整个事情都是靠香港警方用香港的法律来解决，没有需要动用解放军驻港部队。

吴小莉：其实我们很好奇在刚开始的时候曾经一度驱散，而且要成功了，后来还是停下来了。这是不是也有错失时机？

梁振英：这个不是一个时机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原来的这个大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希望在警察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引起任何的流血事件。

梁振英：“港独”还是少数人 但是亟需警惕

吴小莉：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港独”这个问题，在过去五年前或者两三年前”港独”的声音很少，但是在这几年，不止是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频频为”港独”的事情辟谣、发声、制止、遏制，”港独”的土壤为什么会出现在回归二十年的时候？

梁振英：有一部分人，少数，但是这个我们要警惕，这少数人有不同程度上的一些分离的说法，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面就能看见，其实在我上任之间已经有些书本、有些文章鼓吹想独立，甚至有人把旗帜都设计出来了，这些都有这样的文章、书本，过去几年谈这个问题的人也比较多了，也包括什么呢，在这个政改期间有一些要求香港普选行政长官人，他觉得这些行政长官完全是由人民授权，不必中央去规定，这个新任长官的选举办法是怎样，也不必在选举之后，好像《基本法》现在规定了由中央政府任命，基本上由于选举行政长官的这个方式的问题呢引起他们一些想法，要否定中央在政改问题上，在任命行政长官这个问题上的权利。

吴小莉：我上次采访您的时候您提到了大和解，希望未来只有香港营，没有任何的阵营，只有香港，但是现在看起来过去的五年香港的社会矛盾更加深了，为什么？您觉得心中是不是也不无遗憾？

梁振英：这个肯定是很大的遗憾，我能做到的特区政府其他官员能做的，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去处理我们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关系，这个达成和解呢，就我和工商界，包括工商界当中一些本来支持腾云蓝（音译）先生的一些朋友这个和解的是做到了，过去五年他们在行政会议，在各个委员会里面也帮了我、帮了特区政府很大的忙，推动构思有关的政策，另外一个就跟泛民、跟民主派之间的和解，当初这两员就沟通还是比较多。

后来由于政改，大家都直到出现”占中”这种情况，出现一些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这个我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大家可以公开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立法会的动员大会，双方对对方的一些做法、不管是言辞或者是行动，所以我和特区政府的官员们确实是抱了很大的诚意去处理这个泛民或者是反对派和整合政府的关系。

吴小莉：不论是泛民或是反对派，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是针对您个人的，为什么？在沟通的过程中做了哪一些努力，您是不是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有没有任何一瞬间觉得很泄气。

梁振英：没有，从政人对人不对事，这个就是水平的问题了，也说明什么了，现在香港有些政治人物他的政治上不成熟，这些问题呢我看大家，像市民都看在眼里，都懂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泄气不泄气的问题。

吴小莉：有人提到说现在本土主义思潮加强，包括您说有”港独”的声音出现，甚至出现书籍这种情况和教育很有关系，有一些香港的朋友告诉我说以前在回归前中国历史是必修课，回归之后成为选修课。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况，我知道您大力在推行国民教育，但是后来最终还是得搁置。

梁振英：我看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国民教育或者在历史课在学校是否是必修课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必须系统性的处理，包括我刚才说了他们怎么认识《基本法》那些具体的规定，他们怎么到现场去了解内地的发展，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几千年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一点，都应该有个全面的认识，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我们在培养中小学生在建设方面认识之前，我们必须有教师团队，有老师，老师他自己不明白《基本法》，这很难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