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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莉手记| 问答特首二十年


来源:凤凰卫视

问答特首二十年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香港回归是百年一遇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人来说,香港回归使我在移居这璀璨东方

问答特首二十年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香港回归是百年一遇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人来说,香港回归使我在移居这璀璨东方明珠后,继续茁壮成长。我带着新闻人的使命,见证和参与了这个城市回归后的二十年。二十年来我先后采访了几任特首,与他们的对话,也是我亲历香港这二十年来变化的关键时刻。

董建华,香港首任特首,“一国两制”的第一位实践者。对他的采访,前后经历了四次。问答的地点,更说明了香港回归前后的微妙时刻。

第一次见到董建华,是1996年的12月11日,回归倒计时六个多月。那一天,在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所兴建的湾仔会展中心首任特首选举现场,被媒体挤得水泻不通。“船王之子”董建华,九龙仓吴光正,大法官杨铁梁,三个人的名字陆续由点票官口中念出。最终,董建华以320票即八成的大比数,赢得推委会委员们的青睐,当选香港回归后的首任特首。

由于新闻直播的经验相对丰富,当天,我原本被安排在主播台做现场直播,但选举前一天有消息指,投票结束后,侯任特首可能在现场举行临时记者会,于是公司临时转变策略:我以记者身份到现场,希望能“抢问”。

投票现场,在有节奏的唱票声结束后,在场的三百多位中外记者再次骚动起来,摄像机、脚架层层架起,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但现场仍弥漫着不确定,直到推委会委员们都散场了,董建华突然出现。他发表简短当选感言后,开放媒体提问,现场响起了连珠炮似的粤语提问。

问答声此起彼落,在问答的间歇,我大声发问:请董先生用普通话向全球华人观众回答他将如何兑现对于选民的承诺!这一声响亮的提问,提醒了董建华:香港是个两文三语的地方。于是,在用普通话回答我的问题之后,他主动说:“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英文媒体。”

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董建华,他是怎么想的?香港媒体充满好奇,世界也充满期待。于是,当晚我和同事们连夜赶赴深圳,准备第二天清早七点,对刚刚成为候任特首的董建华进行专访。同时进行专访的只有香港的四家媒体:无线电视台、当时的亚洲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偌大的采访场地,四家媒体各据一方,布置好专访位置,董先生就像是转台一样,经过每一家电视台的专访位,每家媒体只有15分钟。这对以往很少抛头露面的董先生来说,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应答自如,配合程度极高。虽然经过竞选的劳碌和不停的赶路,董先生仍耐心回答每家媒体可能部分重复的问题。和凤凰的对答是他唯一转换语言频道,用着他类似母语般的普通话和我对话,在这第一次的专访中,他没有低估香港回归后所会面临的挑战。

吴小莉第一次采访董建华

当时的他,既踌躇满志,又感压力在肩。这位上海出生、香港长大,担任过港英政府时期的行政局议员,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内地、台湾、美国都有深厚渊源,背景履历完整的企业家,即将转身,在香港升起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时,成为带领600多万香港人,驶向一国两制彼岸的掌舵人。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97年香港就经历了H5N1禽流感的袭击,全城屠鸡;同年,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亚洲。在港府采取行动前,同年3月两会期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明确表示,万一香港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国际炒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港府的行动中铩羽而归。这是香港在回归后,第一次感受到,背靠中国内地的强大后盾力。

第二次采访董建华,时值香港回归5周年,摄影队进入了在港英政府时期做为港督府,在回归后,董建华改名为礼宾府的特首接待外宾处。为了平抑香港房价,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希望压抑不断上涨的房价,但遭逢金融风暴影响,楼价顺势下跌,买楼成为负资产,加上香港的经济转型,都困扰着特区政府。在第二次专访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压力在他身上的痕迹。

董建华对我说:“做一个政治人物,是高度透明的。每天在做的事,对市民要有交代,责任大了很多,不能做错事情,每一件事,都要深思熟虑,考虑周到,听很多人的意见。最后决定时,小莉,有的时候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最后就是你自己要作决定了!”

而当年董建华首次进入特区政府时,并没有带来自己的人马。他说:香港刚回归,需要稳定!所以他沿用了所有港英时期的政治精英。到了他即将展开第二届任期前,为了呼应香港市民对政务官的问责呼声以及管治的需要,董建华推出了司局官员问责制,当时虽不受政务体系欢迎,但却为他的继任者开辟了一条组建自己管治班底的新路,为特区政府管理机制留下了重要资产。

董建华在任内为香港留下的另一个资产,是他在2001年提出的“内地的自由贸易区概念”,也就是后来的CEPA。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CEPA,这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内地向香港敞开了庞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受董建华的委托北上提案,希望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在签署CEPA后一个月,香港自由行成行。这使得即使2003年3月,香港受到非典的袭击,全城萧条,但在下半年这两项措施的安排下,香港经济开始复苏。

2005年3月10日,在香港经济回暖重新步上正轨时,董建华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辞职,结束了他在担任特首时被称为是7-11的工作状态。一如他为人的敦厚,他说:“要在香港经济逐渐好转的时刻,交给后任者。”而在同一天,董建华以九成八的支持率,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深藏在他年轻岁月中,来自于父亲— 船王董浩云的教诲,浓重的家国情怀,再次激励了他成立了非政府非牟利团体:“中美交流基金会”,为促进他认为当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贡献自己的心力。

二十年后再访董建华

2012年,香港经历了回归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特首选举,梁振英和唐英年的“双英”之战,加大了香港社群的分歧,于是,我们在梁振英履新之前,走进了候任特首办公室,话题就从新特首上任后是否能做到选后大和解开始。

2012年,吴小莉采访“候任特首”梁振英

这不是我第一次采访梁振英,早在他作为行政会议召集人时,我就曾在他中环戴德梁行的办公室,就粤港融合问题和他进行专访。那时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珠三角一带的地图,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应该要大力推动跨境基建,未来从香港中环的办公室到广州,将会是一个45分钟的生活圈。”当时,香港刚回归,和内地融合的美好憧憬刚刚开始。但是粤港融合的步伐,却显得有些颠簸。

梁振英另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是2003年他作为董特首的特使,北上京城,向中央领导申请开放内地游客香港自由行。

在和我的问答中,梁振英回忆说:“有领导坐下来跟我说:‘梁振英你想清楚了,我这门一开就不能关了,以后衍生的问题,您承受得了么?’ ”他说:“当时谈开放旅游到香港,内地和香港更关心的是会不会对香港治安造成影响,会不会有逾期居留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在两地的配合下,都没有发生!”

但之后发生的双非孕妇、部分物价高涨等问题,开始冲击内港两地民众的情感交流。开放自由行十多年,内港之间因人员往来频密而产生的文化差异、生活习惯融合,所引起的摩擦和适应问题,确实是当时始料未及。

香港回归20周年的前夕,我访问了香港特区首位女特首林郑月娥女士,37年的公共服务生涯,她从公务员、问责官员、政务官,到特首,一直给外人直面问题、敢于承担、能执行、有解决方案的女强人形象。但是在我们坐下来一开聊的时候,提到了本想退休的她,最终接受挑战,竞选特首,但是在和大儿子的沟通中,大儿子从不同意到同意的过程,曾经让她在访谈中泛红了眼睛,我问: 家人同意吗﹖她说:  她给大儿子打电话,儿子说我反对,就把电话挂了,我说: 很决絶,她答: 我的心凉了一半。这段对话,充分显示了这位女特首,心中作为女性柔韧的一面。对于香港的未来,她关注土地供应的解决方案,教育问题,以及经济加速发展的问题。对于香港各界不同的意见,林郑月娥说她会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耐性,去沟通,去理解,去提出絶大多数人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董建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他12岁从上海来到香港,不会说广东话,也曾经觉得受到排挤的压力,他说这种文化的冲击,是融合必经的过程。 香港回归二十年,所有香港人一起经历了不平凡的二十年。不论用什么角度来看,董建华当年在就任首任特首时,向世界宣告的那段话,仍然深深打动着世人:“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  香港在世界各国的目光注视下,接受了一项开创历史先河的殊荣。我深信不疑,一定能够克服历史新事业带来的一切挑战,香港的将来会更加美好。我们的信念如此坚定,不仅是因为这个构想出自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庄严承诺;也不仅是由于香港同胞秉承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和特有的适应能力。最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事业,完全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而至今,这仍是香港人的共同使命。

[责任编辑:蒋泽君 PV032]

责任编辑:蒋泽君 PV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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