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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精通六国语言驰骋商界 退休后受邓小平之托挑起这个重担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安子介是香港工商界杰出的商业领袖,同时也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精通中英法德日西六种语言,对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深入研究。1980年代,从工商界退休后,安子介原本打算专门研究语言文字,

核心提示:安子介是香港工商界杰出的商业领袖,同时也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精通中英法德日西六种语言,对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深入研究。1980年代,从工商界退休后,安子介原本打算专门研究语言文字,不过在香港回归的关键时刻,时代召唤他放弃钟爱的语言学研究,承担起更大的历史使命。

姜楠: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我们今天继续讲述邓小平与香港名士的故事。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香港回归的关键,也是检验“一国两制”是否实践成功的重要标准,为此邓小平在一开始就给出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是毕竟“一国两制”需要内地跟香港的对接,需要保障并轨行驶的两种制度互不干预,因此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制订一部适合香港的法律实现邓小平的历史承诺,成为香港回归的最重要一环。这一历史责任落到了一代人身上。

解说:周末香港迎来难得的休闲时光,卸下装束安享自由,这一刻的香港呈现出柔软的一面,尽管政治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对于一般香港人来说,它依旧不是生活的主题。

叶中敏(香港《大公报》主笔):香港人一般一个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个人的自由,生活过得好,子女都是,没有人去那么(关心)政治,政治也不能吃饭。

郑介初(社会活动家):香港人也是自己一个小窝,叫蜗居嘛,再一个大家礼拜六礼拜天各有各的消遣,最有钱的人坐飞机到台湾打高尔夫打球,还有开着游艇出去的,还有开着汽车出去的,还有自己坐了轮渡出去的,到什么大屿山,每个人都安心自得的。

解说:然而香港的回归是同所有人息息相关的现实,中英香港谈判落下帷幕后,香港回归中国正式启程,尽管对于普通人而言,政治谈判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对于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香港人还是满怀期待。

梁德彪(香港《镜报》前副总编辑):(当时)因为你这个中国收回香港已成定局了嘛,“一国两制”也是必然要实行,那到底这个《基本法》到底是怎么样去保障这个“一国两制”大家还是观望,“一国两制”这个是很新鲜的事儿,大家都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样的。

范徐丽泰(原香港立法会主席):所以呢,我们持有一个态度呢就是说希望是这样子,可是不敢完全一百分之一百相信,因为没有试过的事情,谁敢说一定行呢。

董建华(原钢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基本上呢整个社会呢,当然也有人兴奋,因为是终于回归了嘛,也有人担心到底怎么一回事,将来香港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城市,跟以前会有什么不同。

在最动荡时期坚持不移民 他被贴“左派”标签

解说:港英政府时代的威权统治形成了香港人远距离观察政治的心态,个人政治权利意识非常淡泊,不过香港回归还是调动了港人的热情,程介南是香港首届立法会会员,1980年代,就在香港最动荡的时期,程介南写下了这篇《我为什么不移民》。

程介南(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近这几年来无数次的被人问起,你走不走,你移民吗,我的答案是无数次的千篇一律,我不走,于是人们再问,你为什么不走,我的答案仍然是简单而直截了当,这是我的地方,这里有我的责任。所以《中英联合声明》一出来,香港人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反应,那我们的反应我们自称为爱国分子啊,我们的感觉就是说这一天终于到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事情成功,用现在的话就是“一国两制”怎么成功,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解说:程介南来自教育界,是香港著名的“红色学校”培侨中学的教师,因为这一特殊的身份,他的身上很早就被贴上了“左派”标签。

程介南:在香港我们这种人在那个时候是有点异数,是“左派”分子嘛,就我们是相对比香港的人更了解内地了解中国,也了解香港,关心香港的未来。

解说:以劳工界代表身份进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谭耀宗也有着相似的心理感受。

谭耀宗(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那么我是劳工基层背景的出身,我爸爸是个海员,你知道海员一般是比较爱国的,因为他到处跑嘛,如果国家强对他们就一定好呢,人家不敢欺负他,所以我爸是工会的成员,而且他也是比较爱国的,所以我是一直在家庭里面,这个氛围来长大,所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香港能够回归是一个大事,所以我有机会参与整个过渡期的工作,对我一生来讲是个很大的荣誉。

安子介退休后再次承担重要使命 应邀访问北京

解说:150年殖民统治的结束,对于港人来说是被压迫历史的终结,也是自我意识的萌发与释放,香港的回归触动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情绪,也激发了他们参与建设香港的热情,已经年过七旬的安子介晚年的人生也因为香港回归祖国而转了一个弯。

张浚生(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他一个呢是本身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在港英政府里边他原来也担任过一些工作。

梁德彪:安子介他本身他在香港也是一个很有资历的政治人物,他是两局议员。

张浚生:这个人是个儒将,他自己还研究文字学啊什么什么,所以大家香港的这个社会当中,还是很有名望的。

解说:在香港安子介德高望重,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他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为建立香港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立下了卓越功绩,他精通西方七国集团的所有语言,拥有很强的外贸专业能力,他几乎跑遍五大洲,访问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为确立香港出口产品的国际声誉立下了汗马功劳。年逾古稀的安子介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原本准备淡出江湖著书立说,但是历史又把他召唤了回来。

姜楠:安子介是香港工商界杰出的商业领袖,同时也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子介精通中英法德日西六种语言,对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深入研究。1980年代,从工商界退休后,安子介原本打算专门研究语言文字,不过在香港回归的关键时刻,时代召唤他放弃钟爱的语言学研究,承担起更大的历史使命。

解说:1982年,安子介阔别故乡34年后,应中共中央邀请访问北京,当时中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正在高层进行而没有公开,中共中央此次邀请安子介等香港知名人士访问,意在征求香港人士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中国政府将要解决香港问题,这触动了安子介。青年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安子介曾在香港与内陆两地工作,对于两块土地都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情,1949年两地分离隔绝,他转回香港发展,尽管事业有成,但是家国流离,依旧令他内心惶惑,这一次历史给了他偿还心愿的机会,安子介直陈己见,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祖国需要香港,香港需要祖国。1983年6月23日,安子介第一次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这次会议上,香港澳门委员大幅度增加,此时中央对香港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想法,安子介就是在这次政协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复出已经六年,六年中他通过改革开放,凝聚起巨大的人望,即便在香港邓小平也有着超高的人气。

王耀成(作家):香港人对小平特别工商界还是很钦佩的,小平自己个人有魅力,这个他是几起几落,打下去又起来,打下去又起来,最后一次起来了,那么还成了国家的主要的领导人,而且他又是提出改革开放。

梁德彪:我“文革”是在国内,那时候我是经历了,后来他复出对国家有希望,所以我对邓公是很崇敬的,没有他,我们国家能有今天吗。

叶中敏:香港人呢对邓公呢是相当相当地尊敬,因为“文化大革命”也知道,他是一个吃苦被批斗的对象,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复出以后,推出这个改革开放,大家看到改革开放就知道邓小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解说:改革开放,让中国重回世界经济秩序,而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一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其魄力和勇气也令港人赞叹。

叶中敏:这个就是邓小平先生的伟大,他很快就做出了“一国两制”的决定。

霍震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创举的,全世界没有,是不是,很多国家你看独立之后,问题都不小是吧。

谭耀宗:让那个在一个国家里面,允许两种不同的制度,令到大部分香港人能够安心,能够有个顺利的过渡,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个很伟大的,很有气魄的构思。

解说:同许多港人一样安子介也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极为认同。

梁德彪:他每次去北京开会,邓公都接见他,邓公跟他讲,世界要和平嘛不要打仗,那就只有搞“一国两制”,他说“一国两制”就好像一个太极图,它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S型的这个弧线,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事好商量,他形容得很形象。

安子介与邓小平达成高度共识 投身回归工作

解说:同邓小平一样,目睹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颠沛离乱的安子介能理解邓小平的用意,香港和平回归过渡是两地人共同的使命。

梁德彪: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香港更好的地方了,他去过很多地方,香港这地方最好了,世界上去哪里找那么好的地方,他还强调一点,说香港能有今天,不是搞民主搞出来的,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可以出去把好的东西带回来,香港人只要努力,有一个好的制度香港就能够繁荣。

解说: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安子介同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此次返港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经过长时间思考,在1984年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安子介提出了香港保持繁荣稳定16条建议,并在香港报刊发表《保持香港繁荣之我见》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对稳定香港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由59名两地精英组成的团体正式启动对邓小平“一国两制”这一构想的实践设计,最大可能地倾听香港的声音,广纳民意,制订一部适合香港真正让香港人放心的法律,这也是邓小平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寄予的厚望。1985年7月,全国人大聘请安子介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12月在香港各界人士的举荐下,安子介又担任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一身而两任,安子介的作用与地位不言而喻。

姜楠:港英统治香港期间,长期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一政策培育了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经济形态,因此香港人对《基本法》的制订还是相当关注,考虑到港人的这种心理,在起草《基本法》时,不仅保持了内地与香港委员的总数基本平衡,连《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五个小组都分别容纳了内地委员和香港委员,以此来保证意见的公平。

解说:二十多年后许多人都感慨,参与《基本法》的咨询和起草委员会是一段难忘的光辉岁月,来自两种不同制度下的中国人合作开创了1980年代最动人的民主局面。

三教九流汇聚一堂探讨《基本法》 每天都有争议

程介南:你会看见那种历史性的局面,就是开会讨论《基本法》的条文,大老板坐在那边,大主教坐在这边,小商贩坐在这边,普通老师坐在这边,工会代表坐在大老板的旁边,佛教的代表坐在天主教的代表旁边,大家可以同围一桌共商港事。

解说:三教九流汇聚并非一团和气,《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

谭惠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写《基本法》的这个四年零八个月我可以说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有争议,有很不同的意见,甚至于非常激烈的那个行动。

柴世宽(原新华社时政记者):思维方式,看问题角度不一样,甚至说就是某一个词儿,大家都拿搬出字典来查啊,这个词儿应该怎么理解,有什么含义,都到这个地步,那大家都搬出字典来看,然后一块来研究研讨,这个最后,哦,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理解,应该用哪个词儿更准确。

谭耀宗:当时虽然有争议,但是大家都有把这个意见表达出来,不同意见不要紧,但是没有骂人呢,没有什么很激烈行动出来,基本上没有。

叶中敏:大原则上面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没有人说《基本法》草委会里面说这个国家主权这个不要不要,或者说这个两制不要不要,完全把国内的搬出来没有,大家都讨论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能摆得更正更合理一点更可行一点,你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当时的讨论是很热烈的,但整个态度是很宽松的,就是大家都是希望保留这个差异,而不是说要把这个差异消灭掉。

解说:在共识的基础上充分争论,再在互相的谅解和妥协中达成共识,这是《基本法》起草中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求同存异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也是对历史机会的珍惜。

男: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能够有机会参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啊,容幸啊,有机会参与,因为这个是影响到“一国两制”的落实,影响到香港的未来,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去做这个事情。经过五年时间,大家慢慢地建立一个信任,因为大家都想做好这个事情。

邓小平接见全体委员 对基本法起草寄予厚望

解说:《基本法》的起草,一直牵动着邓小平,1987年4月16日就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后,邓小平接见了全体委员。

柴世宽:邓小平接见他们,就是说你们将近两年了,一年零八个月嘛,你们很辛苦,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就是很有意义。

谭惠珠:我很细心地听他的讲话,他有一点口音他讲的,第一解释为什么“一国两制”,收回香港只是国家主权的问题,第二就是不要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民主的标准过来,第三是中国那么大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有一个小的地方,实行资本主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不需要担心,五十年不变,可能五十年后也不需要变,第四个就是中国走向小康之路,二十一世纪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改革开放呢是一定要坚持的。

解说:邓小平的讲话既是对《基本法》制订原则的强调,也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再次承诺,邓小平这段谈话的用意是希望港人放心,希望香港真正能够繁荣稳定,三年之后的1990年,《基本法》起草完成,这部带有开创性的法律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给予香港最大的自由度。

谭耀宗:我觉得整个过渡期里面呢,确实是中央真的是很有诚意,大家觉得哎呀,真的比原来《中英联合声明》里面中国方面的承诺还进了一大步。

叶中敏:基本上都中央就是采取相当相当宽松的一种原则,尽量保留香港的活动的能力,我们原来有的那些身份,那些资格那些作用全部都保留。

顾文福(新华社时政记者):(邓小平)实际上对香港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互相补充互相发展,内心的思想希望能够香港好大陆好,对吧互相支撑。

解说:《基本法》完成时,邓小平又一次接见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并作重要讲话,这次会见安子介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被安排在邓小平的身边就坐。

男:邓小平那一次就是一个一个地握手啊,专门还跟安子介握手啊,就说你多大了,安子介就说我今年75岁了,邓小平就说那你比我小嘛,我到8月我就83岁了,他们相差8岁嘛。

解说:邓小平与安子介的对话既是两位老者的家常聊天,又像是一幅和平时代的美好镜像,历经波折,香港回归终于尘埃落定,150年的历史难题得以解决,两地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开创了香港一个新的时代。安子介后来说《基本法》确实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我们完成了历史任务,可昭示后人。

姜楠:香港《基本法》可谓凝聚了1980年代两地精英的智慧,也是当时整个宽容时代的结晶,直到今天港人都不得不承认,它是在当时情况下达成的最好成果,是“一国两制”最具体的体现,香港回归这样一个世纪难题,在邓小平时代得以解决,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所有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参与者,以及所有香港回归的推动者,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太平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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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雨萱 PV033]

责任编辑:孙雨萱 PV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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