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邓小平初次相会便一见如故 之后他做的事改变了香港历史

核心提要：回归之后的香港，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是香港回归问题确定后邓小平考虑的关键问题，也是“一国两制”的核心，为此《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政治体制起草小组，聚合两地政治法律专家，研究制订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制度，组长由在华人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人和社会活动家金庸担任，这是历史赋予金庸的一个新使命。

姜楠：我们今天继续讲述邓小平与香港名士的故事，回归之后的香港，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是香港回归问题确定后邓小平考虑的关键问题，也是“一国两制”的核心，为此《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政治体制起草小组，聚合两地政治法律专家，研究制订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制度，组长由在华人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人和社会活动家金庸担任，这是历史赋予金庸的一个新使命。

商业无处不在，求索更高品质的生活，在消费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香港精神中张扬着奋斗的价值，也饱含着对奋斗成果的终极追索。在一个自由经济造就的发达工商业社会，消费才是永恒的主题，不过1980年代中期，一份政制方案牵动着香港人心，这份名叫“主流方案”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最终成为香港《基本法》的蓝本，方案的起草人正是《明报》社长查良镛，也就是名闻华语界的“大侠”金庸。

叶中敏（香港《大公报》主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一个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写法，但是他的传统文学非常好，另外他办报对新闻的判断，他的专业也非常好。

徐忠友（作家）：那么他既是报人，也是香港的媒体的精英也好领袖也好，那么又是一个在香港又是个武侠小说的大家，在香港民众当中是有一定分量的，包括我们内地都是有影响的。

当时的金庸不仅是名闻华语界的知名武侠小说作家，而且是极具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当然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报人，他一手创办的《明报》是当时香港三大报纸之一，金庸本人也被时人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文化大革命后 金庸对内地的态度开始转变

叶中敏：我觉得查良镛先生基本上就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跟其他爱国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因为他的武侠小说写得成功，他的名气很大，那么大家对他的一言一行就有一点好像要放大。

也正因为金庸独特的影响力，在1980年代，他才被历史选中，作为香港知名人士同内地合作，为推动香港回归发挥作用。然而巨大的影响力一直伴随着争议，因为设计制订出一部渐进式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主流方案”，而被一部分人批判保守，金庸曾在邓小平时代之前长期批评内地，却最终同邓小平达成合作，参与设计“一国两制”的执行方案。金庸研究者张圭阳认为，金庸的转身背后有着清晰的脉络。1960年代，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金庸对此严词批判。

徐忠友：“文革”发生以后呢，他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东西这个金庸是持批判的态度，特别是为那个刘少奇、邓小平打抱不平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开始，所以林彪“四人帮”是把金庸当做香港最反动的文人。

不过，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金庸的态度开始转变。

张圭阳（记者）：金庸就在1971年的时候，当中共进去联合国的时候，他很快第二天他就发表了社论，就说从今以后，就说我们就说《明报》，以后就不叫中共了就叫中国，以中国取代中共，所以那个时候他这样一个立场出来以后，引起很多香港以及海外右派的人士的攻击，说他你看以前你不是支持台湾国民政府嘛，你现在又转过来支持北京政府了，就这样批评他。

面对质疑，金庸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张圭阳：我们为什么以前对大陆采取批判的态度，为什么说七年以后，慢慢慢对大陆没有那么批得那么狠了，或者慢慢采取温情的主义呢，他说不是因为金庸他本人改变了，而是大陆它做得好了，它越来越做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骂它呢，我们不是为了骂而骂对吧，我们不是为了骂而彰显自己的立场，不是这样子，而且它真的变好了，我们就说它好。

八年前的1973年4月，金庸去台湾作了为期10天的访问，在台湾金庸同蒋经国和严家淦都进行了会谈，并走访了台湾各地，回到香港之后，金庸在《明报》上，连载了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文中记录了金庸台湾行的所思，其中既有对台湾的建言更有他多年积累的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张圭阳：他访问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写了很多文章，高度赞扬在蒋经国领导之下，台湾地区的那个民主民生政治形势，他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是台湾人民的生活，有实质上的改进，然后他也说得很明白，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只要你做了对人民生活好的事情，他都是拥护的，他都是支持的。

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中华文化的传统等等，其中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也可能有不合时宜的部分，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的民族和睦政府，我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金庸的这些言论，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当时金庸所创办的报纸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报纸媒体，金庸本人除武侠小说大师之尊外，更是香港著名报人和社会评论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果金庸能够“统战”成功，将成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有力力量。中方有关部门，正式向金庸发出信息，邀请他来大陆访问。

受到大陆邀请 金庸提要求：想见邓小平

张圭阳：对他这个立场呢，为什么在整个1970年代，受到海峡两岸领导人重视，因为他讲出了知识分子心里话，所以当国内政治平稳以后，当北京政府要开展特别是它要知道它很快要跟英国人讨论香港前途的时候，当北京政府说要找一个代言人，找一个知识分子来对话，让香港知识分子也了解，北京政府想法的时候，很自然邓小平就找上了金庸，来进行这个对话。

姜楠：金庸接到邀请并不感到突然，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随即向中方提出一些要求，其中一条就是想见邓小平，金庸说几十年来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之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中方的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金庸并不陌生还很欣赏，在反对“文革”反对江青和林彪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批评极左路线这些观点上，二人的主张和看法完全一致。

1981年7月16日，在北京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金庸携妻子和一对子女启程访问大陆与邓小平会面。

徐忠友：他对邓小平先生很尊敬了，所以他那天去呢穿了一套西装都是厚厚的，穿的西装革履，把老婆孩子什么都带去了，小平同志穿那个短袖的，他说这个我们都老熟人了，他说什么老熟人，他说我以前就看过你的小说。

张圭阳：我们知道邓小平也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两个人见面就好像老朋友这样，一开始就聊开了。

徐忠友：他（邓小平）说当年我1969年跟1973年，我在江西跟他们林彪“四人帮”流放到江西南昌的郊县，那个机械厂里面当钳工，他说，我那个时候没书看，很痛苦他说，后来我这个1973年我回到北京的时候，专门就是托人给我从香港买回来一套你的武侠小说啦，我每天晚上就是翻看几页，睡觉，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你那个《射雕英雄传》，我觉得写得很好，我的家人也喜欢读你的这个武侠小说，那么金庸先生很惊异的，他说邓主席想不到你日理万机，还看我的小说。

实际上当时的邓小平不仅看过金庸的小说，还对金庸有着相当的了解。就在邓小平1970年代被打倒落难江西时，金庸就在报纸上公开支持邓小平，反对对他的处置，并预言邓小平将东山再起。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公开支持极为罕见，这种客观评价对于邓小平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多少会给处于事业低谷的邓小平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是力量。在邓小平复出后，金庸更是不断在报纸上撰文，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务实作风大加称赞，所有这些邓小平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邓小平对金庸的谈话非常坦诚。

徐忠友：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确实是百废待兴啊，那么在国内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要搞好经济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要达到往小康方向发展，人均一千美元。

张圭阳：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听人讲话不到五分钟他就会判定这个人想法是怎么样，他的思路怎么样，他到底可以比如他要招聘人员的话，他很快就知道可以把这个人放在他报业集团里头哪一个位置上工作，他经常跟我们说他有这个强项，所以对政治人物他也是这个样子，很短时间他就知道这个人讲真话还是假话，他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本能吧，所以他相信邓小平。

展开一个月全国考察 金庸重新认识中共和大陆

金庸访问大陆之时，香港回归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回归之后的繁荣稳定，是邓小平思考的重心，邓小平自然希望金庸能够发挥作用。二人如同老友会面轻松开谈，对中国命运共同的关注和理解加深了二人之间的情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后，邓小平与金庸依依惜别，走到大厅之外，两人又站着谈了一会儿。同邓小平的谈话结束后，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向金庸传达了香港问题，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绝不是权宜之计，廖承志希望香港媒体能多宣扬北京对香港前途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政策，而金庸也表示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的报社，做一些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工作。但是他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大陆，了解中共政策的实施情况。随后在大陆官方的安排下，金庸开始了一个月的全国考察，他的足迹抵达杭州、内蒙古、甘肃、新疆、成都、重庆等十三个城市，从江南到漠北，这次大陆之行是金庸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通过与邓小平等中共官员的接触交谈，经过33天的游览，实地考察和访问，金庸对邓小平及其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大陆的现状实况也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徐忠友：考察了内地的情况，他说现在还是刚刚起步，有很多还是比较（落后），但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正在走向正常的一条发展的阳光大道。

考察回来后，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机会。

姜楠：可以这样说，33天的大陆之行其实是金庸对中国大陆的一次认真的把脉，是他重新认识中共和中国大陆的过程，考察完之后金庸说，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上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这一认识也成为了他后来参与《基本法》起草时的主体思想。

制定一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保证香港持续稳定繁荣的政治制度，保证“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香港特区的顺利实施，是邓小平最关切的问题。1985年4月，当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金庸受领了这一历史使命，他接到中方邀请，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金庸坚持亲自写社评写了二十多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则是真正地参政议政，这一历史机遇唤醒了潜藏在金庸内心的政治情怀。40年前，他曾想从政报国，但怎奈造化弄人，未能遂愿，如今命运终于打开了这扇窗，在武侠小说创作和报业方面已经登峰造极的金庸，期待着在另一场合绽放。随后，金庸担任政治体制起草小组负责人，为香港未来的政治制度设计方案。

徐忠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有五个小组，这个小组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小组，就是决定香港的这个正确的架构的一个小组。

负责起草基本法 他却遭到港人误解

金庸全情投入了对《基本法》政治制度的设计中，金庸在发言中说，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总是为经济制度服务的，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这并不是唯一的选举制度，香港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不同，将来在《基本法》中如何规定值得从长计议，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非完全相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大作改变，而去照抄别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张圭阳：在讨论香港1997年以后，这个香港的政体应该怎么发展的时候，金庸有一个方程式，他说是自由加法制就等于繁荣与稳定，所以这个就是他对香港问题香港出路的一个方案，可是我们看这个方案里头没有“民主”这两个字的是不是，最起码他压根呢他不相信民主可以带来繁荣和稳定，他觉得民主只会带来混乱，所以他很倾向于法制很重要，我们往往从他的武侠小说里头可以找到这样的印象，他的武侠小说主角都是为了自由，官也不做，什么高官，什么厚禄他也不要的，对不对，其实这是他另外一个心理状况一个写照，他很重视这个自由。

徐忠友：那么金庸自己也是学《国际法》的对吧，那么金庸自己也是在香港生活了那么几十年，他对香港的各种情况社会的方方面面，他都是了解的，所以他本人就是说，他也是想希望香港稳定，在维持再一个原来的这样基础上，就是慢慢地过渡，和平的过渡平稳的过渡这是金庸的一个想法。

早在《基本法》起草之初，邓小平就曾做出指示，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要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政治制度。

徐忠友：金庸对邓小平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港人治港这个东西他很赞赏的，他是举双手赞成的，他说邓小平这是个创造，那么所以这个《基本法》就要在体现这八个字，在这八个字下面做文章。

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经过近两年的调研讨论，征求多方意见，最终由金庸主笔写出一份“新协调方案”并修改形成“主流方案”。

程介南（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所以后来查良镛先生跟另外一位姓查的先生呢，他们就出了一个双查方案，然后再经过修改最后拍板，就成为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基本法》的方案。

徐忠友：金庸结合了就是它香港的实际，也是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的一个精神。

然而金庸设计这一方案的良苦用心却没有得到一部分香港人的理解，“主流方案”出炉之后，有舆论以过于保守对其大加批判。在英国人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港英政府对香港社会全面控制，因此香港部分人对民主的认识相当薄弱，对于邓小平和金庸处于中央与香港关系及社会转型稳定的双重考虑，希望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过渡的用意无法理解，这导致了针对“主流方案”的舆论风波。

张圭阳：这个场面其实金庸是很痛心的，金庸过了十几年他都跟我说，他经常把自己看成是海内外知识分子的盟主，他这样的一个地位，他终于可以有个机会为香港的未来规划一个将来，他本来是非常满意的一个这样的进程，可是没想到这个进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波折，就发生香港原来很多知识分子，反对他这个想法的，所以这个对他老人家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徐忠友：那金庸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苦闷的，大家不知道我的心思，其中就是，实际上我是为了香港好也是为了国家好。

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就在回归这天，金庸写下了一篇评论，《河水井水互不相犯》，他说中央不以内地的方式强加于香港，而香港一些人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内地。香港回归20年后，事实证明了金庸的远见，他看似保守的方案实际上是对香港社会最大的保护和热爱。

姜楠：最终出炉的《基本法》政治方案同金庸的“主流方案”不相上下，金庸后来说，中方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做了重大让步，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相信已经达到了底线，金庸的研究者张圭阳说，金庸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理念派，而是一个现实派，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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