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回忆|凤凰香港回归世纪报道：六十小时播不停（上）

1997年7月1日灿烂的老板和灿烂的凤凰主播们。除了老板的深色西装和演播馆深蓝色的背景外，就是着统一服装的七位青春勃发的主持人。红色上衣，白色衬衣，象征回归祝愿的黄色丝巾，浓烈的喜庆气氛扑面而来。

“我们将和世界各地传媒一起，作一次不愧对历史、不愧对时代的记录。”

——王纪言，凤凰研究院院长

原执行副总裁/中文台台长

一、风云起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漂泊百年的游子重回母亲的怀抱。

香港的回归在中英两国各自的历史上留下了意味不同的一笔，而对于传媒界来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新闻大战。凤凰卫视作为一年前刚刚成立的电视台，这一次将接受真刀真枪的考验。

“自从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启播的那一天起，管理层就已经瞄准了九七香港回归。启播才两个月时，就派出强大的摄影队，于1996年6月初，到深圳独家采访了解放军驻港部队，作为长篇报道播出……年底，筹办《时事直通车》专栏；推出该专栏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前进入香港回归报道……而该专栏自启播以来，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板块就是“聚焦九七”，专门报道香港回归的消息。

——程鹤麟，中文台副台长

参与香港回归报道的钟大年当时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的副院长，他对凤凰在这场传媒大战中的处境有着冷静的分析：

九七香港回归，是传媒难得的机会，但对于凤凰卫视这个才诞生15个月的电视台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干好了，观众最多认为你尽到了责任；干得不好，观众不会因为你是个年轻的电视台而原谅你。

直播是一个电视台最基本的功夫之一，几乎每一个传播系的学生都会背诵直播的程序与方法，这是他们必学的技能。

但是，你不要因此以为直播会变得简单。直播最检验电视台的专业能力，同时对主持人的要求极高。直播一旦开始，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丝丝相扣的环节一旦发生了最微小的变异，那后面的程序即刻被全部打乱，乱到能要人的命。好些资深的电视人应付日常节目时吆五喝六跟个大爷似的，一碰上直播，立刻六神无主，不知所措。

——钟大年，凤凰研究院副院长 原副总裁/资讯台台长

直播时简陋的后台，老板刘长乐坐镇指挥。他手里拿着一台小DV，纪录着正在直播的凤凰同人。这就是凤凰卫视创造的直播神话的后台。

提到凤凰的九七回归直播报道，一定得先说说飞跃黄河，因为这实际上是九七回归的一个前奏。当时凤凰虽然成立有一年多时间，但我们并没有形成品牌，想要快速形成我们的品牌，需要找一个全球华人都能关心的事件；这时有一个人也在寻找我们，就是柯受良。我们跟他商量，是否能够让飞跃黄河传递出一个信息：香港即将回归，对于中华民族或者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百年后的全新课题，我们华人能够挑战我们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创造各种奇迹。事后柯受良认为，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而通过飞跃黄河，凤凰创造了自己的影响力，并且和中国最有实力的电视机构——中央电视台开启了九七回归报道的合作关系，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练兵”过程，是为九七回归的到来创造一个气氛、一个前奏曲。

——王纪言，凤凰研究院院长 原执行副总裁/中文台台长

经过反复讨论，这次大型直播被定名为“香港回归世纪报道——六十小时播不停”。

6月20日，凤凰卫视全体员工进行了动员大会，老板刘长乐明确了目标：“最大最有影响的华语卫星电视台。”当时的香港云集来自全世界近8000名记者，这场世纪末的新闻决战一触即发。

二、厉兵秣马

作为直播的总撰稿，程鹤麟南下香港支援同事，他对香港的第一印象，也许很别致：

6月中旬，摄影师矫捷、张绍刚、樊庆元还有我，几个人提前大约一个星期来到香港，统一住在佐敦的一个招待所里面。每天早晨到附近的一个上海馆子里去吃早点，然后坐馆子门前的6号小巴到黄埔花园去公司上班。天天如此。

我们的个子都算高，都讲普通话，还不会听讲粤语，于是没过几天，餐厅里那些早班的服务员全认识我们了，就在那里议论。有一天，有一个大胆的男服务员在我们面前用广东话说“解放军！”——他以为我们是解放军，因为佐敦附近正好有一个英军的军营，后来就被解放军接管了，这个我听懂了，就跟几个同事说他们以为我们是解放军，张绍刚还打趣说，以我们几个的年龄，在军队都是校官级别了（笑）。

我的主要工作是总撰稿。因为九七回归虽然是一个新闻直播，但是新闻直播有个开场语，官方的活动事先都有公布：整个过程、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官方有什么活动，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日程表，做每一场活动直播的开头介绍。我写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脚本，也可以叫做是一个参考，因为政府事先公布的流程，没有很多细节，要靠主持人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补充，我们的工作是解决主持人的事，当然也要靠主持人自己事先做功课，我们没给他们准备的，主持人和评论员事先要做功课，所以有一部分香港同事专门负责资料收集，他们收集的一摞一摞的资料，在给我的同时，也给了主持人和评论员。

那时候，我们还在大量地使用手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每一个字都是在电脑键盘上敲出来的，就像刚才说的，所需的资料不像现在一个邮件即可解决，也是一摞一摞的，印成各种颜色的纸上，我写完一部分就扔掉一堆资料，那些主持人评论员也是，按照时间的推移、一场场活动的结束，他们面前的纸张资料也越来越少。

当时，凤凰卫视的办公地点在红磡，与回归活动的重要场地——湾仔香港会展中心隔海相望，凤凰所在的办公楼很逼仄，唯一的一间会议室就拿来给我们做办公室，北京来的同事都集中在那儿，既可以开会，也可以写稿。当时的办公楼居然没有禁烟，同事们烟瘾上来，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脑力风暴，会议室内常常“伸手不见五指”。

——程鹤麟，中文台副台长

程鹤麟近照

程鹤麟和他的同事们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中，参考一摞摞资料漏夜赶稿的情形，也给匆匆经过的邱伟华留下了印象。香港人邱伟华负责节目播出的统筹协调，写出的文案经过他的编排与时间计算，形成完整的最终播出流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他的同事，是“令这些想法化为现实，最终呈现在电视荧幕上的人”。

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些写稿的同事比如程鹤麟他们，就这样写啊写啊，写了相当长的时间。我记得有好多张纸，每一张纸就可能是一个小时的内容文案，那就有60张纸。我们从星空卫视取得播出时间表，将节目内容包括广告片一一对照进时间表中，确认大家都对得上。这些节目内容包括政府活动的直播时段，以及我们自己的“罐头”、比如我们提前拍的一些访问、航拍画面等等，全部填入播出时间表，形成初步的播出流程。

在直播时，可能会突然发现某部分时间比原来预估的长了一点，那就需要再调整后面的节目，这是所有直播都会发生的情况：播出流程一定会有所转变，但是如果之前的准备功夫做得足够，这种临时的转变就会简单一些——因为已经有一个清晰的框架在那里。那一晚，我们就在那里“砌”这个框架——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确认这一切如期播出，且没有任何错误。这几十张写满流程的纸，到了那日开始直播的时候，一个部分完结就扔掉一张……这是挺特别的回忆，因为很少会做60小时这么长的一个流程。

——邱伟华，节目制作总监、资讯台副台长

邱伟华所说的“罐头”，是指预先制作，可供随时播出的短节目。制作“罐头”的负责人之一是《时事直通车》的主编伍淑娴。

凤凰应该是第一次做那么大型的直播，香港就算其他媒体直播，也都是断断续续地做，中间可能会穿插与回归无关的内容，主要直播仪式而已。那时候新闻方面的编辑算上我，可能只有四五个，有些还不是全职员工；记者也只有闾丘（露薇）、曾瀞漪，郭方那时候可能还是实习生。前期准备的时候每天工作可能十个小时，到了回归当天，可能十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而通过制作这些小短片，也让我更了解了香港的历史，也是一种收获吧！

——伍淑娴，香港台执行台长

台前幕后的同事合影，前排右二为伍淑娴，后排右一为邱伟华。

因为新闻人手短缺，伍淑娴需要调动一切力量。1997年夏天，正在美国读研究生的郭方趁暑假来到香港工作，作为记者支援了凤凰卫视的回归新闻报道。在同事眼中，郭方“说普通话时明显带有台湾口音，可能是她接触普通话的环境多为台湾人”，确实，曾经在台湾媒体工作过的她已具备相当的采访经验，三个月的时间里，郭方在香港街头记录了自己的观察与采访点滴：

……那几天阴雨蒙蒙的，雨水特别充足，迎解放军入港，我们坐着香港政府安排的船出外景，迎接解放军军舰入港，我在船上做现场报道的时候，突然“哗”地一下，船篷上面累积的雨水因为船只的晃动倾倒下来，我顿时从头湿到脚，好在我当时已经做完一个，正在做另一个备用的，但是整个都被镜头拍下来了，传回来公司以后，就让厂里面的人都看到了，等我做完外景回到公司，同事们都很关心，纷纷来问你怎么样，没被淋坏了吧（大笑）。

（郭方在维港报道）

……老百姓普遍还挺高兴，也说这是洗刷民族的耻辱；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会抱着谨慎、冷静、客观的态度去理解这件事，虽然表现得不是那么开心，但是也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了。那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的生活也挺好，经济也挺好，感觉上未来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政府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大家也都参与，再加上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冒起上升，所以当时主要还是开心，然后有一些香港人就会有点担心，不知道九七之后这个政府他们这个一国两制怎么样实行，毕竟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但总得来说还是正面的。

——香港人比较低调，他们不愿意出镜，特别是本地的电视台采访他们，希望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不太愿意。后来我跟他们说，我们的观众是在国内的，凤凰是面向国内观众的，他们就觉得“噢，可以说两句”（笑）。

……传媒业界报道挺专业的，就是报道这件事、各项活动，以及民众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当然不可避免地，一些国外媒体报道会有立场，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报道也是表示“我会关注这件事，怎么往后发展”:中国的军队进来了，交接的时候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在香港，彭定康他也走了……英国人虽然是撤离香港，但我感觉不是那种灰溜溜地离开，这是毕竟一个历史时刻，他们还是以得体的方式离开了。……而且那时候西方媒体的关注还特别好玩，我记得他们还关注港督彭定康的两个女儿：彭定康来香港四五年，来的时候她们还像是青少年的样子，离开时候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了……媒体很自然地就会关注这些圈子里的事情，一位少女——上流社会的漂亮少女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里，当然是吸引眼球的。

——郭方，专题节目组制片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