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弃“政”从“报” 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

蒋介石见张季鸾后对其好感日增 每日必看《大公报》

解说：自郑州一晤，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好感日增，他每日必看《大公报》，并让人在办公室、公馆、餐厅随时准备最新一期的《大公报》，方便他翻看，然而张季鸾敢说敢言也常常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和抗议，为了安抚张季鸾，国府宣传部还曾试图用金钱收买他，在当时利益输送和买卖文章也常见于报端，为了顾及面子他们拟用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津贴”。

王润泽：张季鸾他对津贴他是反对的，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他曾经就是，国民党给他了一笔津贴，那么张季鸾拿到这笔津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编辑部当中他就拿着这个汇票支票，他就跟大家讲他就说我们做报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在金钱面前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动摇，就说这个津贴呢在津贴方面我们一定要站得住脚，就给大家上了一堂课，他当时讲就是说民国的新闻界大家都是有罪的，只是罪的大小而已。拿了津贴之后呢，那你的言论就不独立，谁给钱就说什么，我们当时整个中国的这个新闻界他是不满意的，当时不仅他不满意，很多有这个新闻的这种理想的人都不满意。

解说：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蒋的左边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的报人张季鸾，两人谈笑风生，蒋介石还频频给张季鸾斟酒布菜。

张育仁：蒋介石呢他把他那个，就是他政府的一些很多官员都是看成了部下，但是唯有张季鸾是平起平坐，他把这个张季鸾称为是国士，就是忠心于国家，能够给他提出那些建设性意见的人，他非常尊重他。

解说：1937年年初，张季鸾夫人陈筱霞为他诞下一子，取名士基。当时有人发贺电称，公以文章报国，天以石鳞赐公。

重庆老报人张炳富，2015年10月刚刚度过他100岁的生日，老人一生都与报纸结缘，少年时曾是街头卖报的小报童。

张炳富（《大公报》老报人）：那阵重庆的报纸的规矩是什么，就是说一块二角钱，你只交报社交十分之七，其余的三分再有那个邮资也是你的，那就是说一块二角钱，我可以每份报纸我可以得5毛，就是这样，我就是靠推销报纸来赚我的生活费。

解说：1940年张炳富被大公报重庆馆录用，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张炳富：我当时主要工作重点是在内江支馆，因为冯官在那里，冯玉祥搞县级运动，宣传抗日，在这些地方的师生捐资买飞机大炮，他来搞这个宣传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我都跟他在一起。

解说：1938年到1943年间，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轰炸，造成数万平民伤亡，超过两万幢房屋被毁，张炳富也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位处重庆嘉陵江畔的李子坝大公报馆，也多次遭受日军空袭。

方汉奇：我在重庆三年，就是大轰炸的时候，我就在重庆，这日本人欺负人，《大公报》是被炸掉，第一次被炸，它那个李子坝的工厂都被炸了，后来它搬，搬到这个嘉陵江边的一处继续办报，纸都是土纸，很粗糙的纸张，平版印刷机，每印一张要翻这么一下，那个老机器，字都是铅字，一颗一颗地要捡，要手头上排版，一个字一个字地捡，捡完了之后还回架，把这字回架，因为它没有铸字机。

张育仁：但因为那个时候呢，重庆因为经常遭空袭嘛，所以呢就到处都挖的有防空洞，所以呢这个实际上他们都做好两手准备，就是一有那个空袭警报拉响就朝防空洞跑，而且有些机器设备办公桌都在那个防空洞里边，所以实际上是长期处于这么两边跑的这么一个境地，关键是他们还要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轰炸，他们往往是冒着轰炸的危险，要到这个底层民众当中去采访，所以经常都有受伤的这个情况。

抗战期间《大公报》6次迁馆 绝不在沦陷区下出版

解说：重庆大公报馆记者张炳富，这是一份民间报纸的抗战缩影，八年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沪、汉、渝、桂和香港六次迁馆，冒着隆隆炮火，也绝不在日寇沦陷区下出版一天，而身为《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他在抗战开始便定下明耻教战的报道宗旨。

方汉奇：从“九一八”开始，在张季鸾的这个指导下，《大公报》的这个文章，他那支笔主要是用来抗日的。

刘宪阁：当时很多人的回忆就是说，而季鸾先生的一支笔不下于克虏伯火炮，每当国家陷入为难，人心陷于动荡的时候，季鸾先生的文章一出来就有镇定人心之功效。

解说：在中国战场上除了战士，还有记者，许多《大公报》记者每每冲在一线发回珍贵电稿，张季鸾便及时审读，并连夜校对排版，每逢与报社同仁开会他便鼓励大家当好一名记者。

张育仁：过去的记者节是9月2号，就民国时期，张季鸾他对这个“记者节”他做了一个阐释，他说我以为记者节应该有两个内涵，一个就是记者的节日，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记者的节操。

解说：1941年5月《大公报》迎来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该奖。

张育仁：在获奖的这一天，张季鸾呢他专门发表了一篇叫“致本报同人的声明”，他在这个当中写到他说中国的报纸有一点与各国报纸不同，就是很多国家的报纸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纸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什么叫文人论政，就是文人要积极地参政，要引导政治文明的走向，同时要监督政府，引导民众由传统的臣民变成现代文明国家的公民。

解说：1941年8月，张季鸾病重，接替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曾到张在重庆郊区的住所看望他，当时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日夜进行疲劳轰炸，张季鸾拥被而起，由张季鸾口述，王芸生执笔，写下了抗战名篇《我们在割稻子》。

方汉奇：我们在割稻子就是回答日本人，我们没有被你瘫痪，我们在割稻子，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还在生产，我们还在继续抗战。你拿我们怎么样，主要是对敌人的一种藐视。

刘宪阁：当我们找不到一个乐观的理由来鼓舞人心的时候，张季鸾就突然想到换一个角度，而站在一个比较空灵的一个角度，说我们在割稻子，我们割稻子下一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有稻子，我们有稻子就可以磨出像样的粮食来，那么我们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吃饭，我们就可以坚持，我们就可以把抗战更好地坚持下去。

张季鸾坟墓文革期间遭破坏 海外人士看后流泪

解说：然而遗憾的是张季鸾并没有等来抗战胜利便离开了人世，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与世长辞，终年54岁。次年4月，张季鸾灵柩归陕，葬于西安。七十五年过去，张季鸾在西安郊区竹园村的陵墓已是碎瓦颓垣，满地荒草，竹园村70多岁的骆奶奶自上世纪六零年代嫁到竹园村，她亲眼目睹了陵墓的衰败。

骆奶奶（西安杜曲镇竹园村）：那会呢咱也还小，那会呢咱二三十岁不知道啥，光知道这里埋了一个人，当时可怜得很，都没有人来看你，给你来送一些纸，你也一路平安，也没见过你的家人，这几年我不放羊了，老伴有病了，那几年在看羊是在这，那时我经常在这里祭拜，祈祷家人消灾消难，保护着一个小村子。

解说：张季鸾唯一的儿子张士基解放后参加高考没通过政审，后来当了一辈子的工人，“文革”期间张季鸾墓前的石供桌被造反派搬走，用作饲养牲口的食槽。

李赋英（张季鸾外甥女）：张先生的这个坟，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坟头剩下半个了，周围都是荒草，人家台湾的，还有从那个美国回来的那些老人到这个坟上来，一看成了这个样子人家就是流着眼泪走的。

姜楠：2000年在倚靠张季鸾陵墓的南边，兴建了一家养猪场，臭气熏天，虽然张季鸾的后人一直抗议，但养猪场并没有停歇，直到2014年的10月经榆林  与西安市政府协商，张季鸾的陵墓终于迁回榆林，葬于东沙公园,一代报界宗师也终于在陕北的高山丘壑找回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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