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弃“政”从“报” 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

核心提示：他用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了一个年代，蒋介石称他为“一代论宗”，毛泽东说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国共两党同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无人比肩，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

凤凰卫视4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楠：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1936年12月12号西安事变发生，它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事变中一位民间报人的身影凸显了出来，登载着他文章的40万份报纸被空投于西安城内，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也造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幕奇观。这位报人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了一个年代，蒋介石称他为“一代论宗”，毛泽东说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国共两党同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无人比肩，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

西安事变爆发 张季鸾忧给日本人可乘之机

解说：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在西安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时间推回三天，也就是12月9日蒋介石收到东北军张学良与杨虎臣有意反对继续剿共的消息，他便连夜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

李云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密信就是要邵力子秘密嘱咐《大公报》驻西安记者发表以下消息，就是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的总司令来取代张学良，而且蒋介石特别强调我这个消息不要交给中央社和其他记者，西安的各个报纸也不要发表，那么邵力子就很快地把蒋介石的秘嘱原原本本就传达给《大公报》驻西安的记者。

解说：张学良、杨虎城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后，便紧急密商，决定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当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据《大公报》编辑许君远的回忆，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沉默地坐着，只抽烟不说话，晚上张季鸾收到了张学良的专电，详列东北军几项主张，他看了神色黯然，在屋里绕了几个圈，一言不发，他忧心此时发动兵变一旦开启战端，恐将给日本人可乘之机。张季鸾祖籍陕北榆林，18岁时赴日本留学，取笔名“少白”，开始在留日学生期刊《夏声》上发表文章。

张民（张季鸾好友张赞元之孙）：担任这个《夏声》杂志的主要的撰稿人，有十余位留日的学生，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井勿幕先生，有张季鸾先生，还有我的爷爷张赞元先生，他们集体都写文章，写文章可能办了下来有七八期，在他们留日学生当中广泛流传，还有很大一部分杂志是寄回国内，特别是寄回陕西，来在陕西做宣传，在陕西做秘密的发行。

解说：1912年民国初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记载武昌起义之后，全国报纸由一百多家增加为五百家，被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谁都可以办报，是公民就可以办报，你拿一个执照就可以办报。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大部分的报纸后来随着政治的变化，就全都灭亡了，特别是袁世凯上台之后，那么国民党后来就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的党，国民党的报刊全都被查封了，历史上叫做“癸丑报灾”。

张季鸾24岁已成孙中山秘书 突然离职当记者

解说：这一年24岁的张季鸾已是孙中山的秘书，他因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成为民国政坛炙手可热的新人，却突然离职当起了记者。

刘宪阁（沈阳大学教授）：多年的一个观察和磨炼之后，他对仕途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对报业的兴趣反而是越来越浓，像他自己说的是发愿终生做记者。

解说：1913年4月26日，张季鸾在《民立报》上披露了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协议。

刘宪阁：大借款事情出来之后，很快的袁世凯就开始实行邮政检查，所以关于大借款的各种消息除了北方地区个别的有所流传之外，在上海那边基本上是电报已经难以得到正常的一个传递，所以上海是很难及时得到北方消息的，那么这时候张季鸾他们就作为驻京通讯记者，《民立报》的驻京通讯记者张季鸾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别样的方式，那时候邮政，虽然电报被检查了，但是幸运的是邮政还没被检查，他通过邮局寄信的方式把这个善后借款合同从北京递到了上海，张季鸾他们这个消息一到所以《民立报》直接发表的就是《呜呼卖国之铁券》。

解说：7月25日北京政府颁布戒严令，开始大肆地搜捕南方革命党人和新闻记者。

刘宪阁：那年的8月1号有人就来把他们从报社去带走了，张季鸾他们就被捕了，当时的狱政非常黑暗，主持狱政的这个人是袁世凯的一个亲信陆建章，人称屠夫，当时入狱的很多人南方人或者什么其他被认为有嫌疑的人，基本上你入了监狱的话就很难再有脱险的那种可能。

解说：在此恐怖氛围下，同时入狱的《民立报》记者曹成甫不幸遇难，张季鸾也几遭不测，幸亏好友康心孚北上积极营救，才终于在当年的双十节的第二天得以恢复自由，张季鸾曾感慨“隔死只差一点”。1926年春在天津城的一家茶馆来了三位中年人，白面慈眉，面颊圆润的是胡政之，身着西装，头戴毡帽的是吴鼎昌，发须灰白一身长袍的是张季鸾，三人都曾留学东瀛，此番风云际会只为商量接手《大公报》一事。三个人决定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张季鸾与胡政之劳力入股，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

王润泽：三个人呢意见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有大家意见都是不一样的话那么就以张季鸾的意见为佐，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宪法，后来胡政之说我们都一直在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宪法。

张季鸾等接手《大公报》 复刊号提出“四不”社训

解说：1926年9月1日停刊了9个多月的《大公报》宣布复刊，在复刊号上张季鸾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王润泽：所谓的“不党”就是说不以政党言论作为自己的一个言论的一个标准，谁对我就赞成谁。

傅国涌（历史学者）：“不卖”就是吴鼎昌出了五万大洋，就是其他人的投资他们都不接受，他们不接受任何的利益集团的投资。

方汉奇：“不私”就是说他不维护个别政党的利益，不维护个别政治小团体的利益，特别是不维护他们自己这个团队的利益。

张育仁（新闻学者）：不盲，不盲从，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独立判断，过去有很多报纸呢也有抱负，但是由于缺乏这种独立性，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独立精神、自由意志，所以很多都没有办得长久，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不盲”是体现一个新闻人的最高尊严。

解说：与当时许多商业报纸相比，《大公报》报馆一直比较简陋，记者萧乾曾回忆编辑部里弥漫着浓烟，到处还飞着煤屑，原来它的正对面是法租界的发电厂，报馆就在发电厂那高大烟筒的阴影下，整个报馆霉湿、拥挤，泛着机器房的臭气，虽然条件简陋，资金不足，但初期的新记《大公报》仍以大量的独家新闻和深受读者欢迎的社评赢得声誉。

方汉奇：他的社评都是晚上上班，先看了通讯社的电稿，自己记者的文稿报道以后，最后才落笔写的，都是即兴的，没有更多的推敲时间。

张育仁：他一生写了三千多篇社评，那么他最早的社评产生影响呢就是他那个“三骂”，骂这个汪精卫，骂吴佩孚，骂蒋介石。

解说：1927年冬天蒋介石宣布与毛氏夫人离婚，与姚、陈两位侍妾解除关系，而与宋美龄结为夫妻，张季鸾随即发表了《蒋介石之人生观》，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也是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第一次公开矛盾。

刘宪阁：蒋的说法就是说我的这个人生是过去可能有缺憾，但是现在呢有了这段婚姻，那等于说我的婚姻我的人生就美满了很多，那么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张先生其实就抓住这点来讲一个话题，说你们这样的过去讲嘛，一将功成万骨枯，说你蒋个人是从这个战争中持续几年的战乱中你是得到了好处，你是升级为这个什么什么这样革命领袖之类的，你的人生是圆满了，可是实际上我们还要注意到千百万的将士们以及后面的无家可归的那些贫民们，他们的人生还是没有完满，他们连妻儿老少什么的也都没有。那么就这样的情况下你谈何什么人生观之类的。

张育仁：当然这个张季鸾这个后来他的这个持续的影响，当然不是靠这个骂，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社评当中体现对政府对官员的批评监督，对民众的热忱的引导，就是梁启超先生讲的这个报纸的两大天职，一是毫不留情地监督政府，二是冷静，热情地引导民众。

解说：1926年至1928年间，国民政府发动全国统一战争，史称北伐战争，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一年的7月1日凌晨冯玉祥南下郑州，迎接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北上专列，张季鸾同行，在专列上冯玉祥把张季鸾介绍给了蒋介石，两人这才第一次相识。让张季鸾大为惊讶的是七个月前曾被自己骂过的蒋介石根本不计前嫌，反而视他为国士诤友。

刘宪阁：蒋本身是个军人，全国刚开始平定，他当然需要有一些言论性的声音来替自己说话，那么这时候跟他身边的幕僚像陈布雷他们关系比较熟的张季鸾和《大公报》，就进入了蒋的视野。

李春元（榆林地方志研究学者）：他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蒋介石很看重张季鸾，因为张季鸾的这个文笔太厉害了，一个陈布雷，一个张季鸾，两个都是记者，一个是陈布雷跟着蒋介石，张季鸾跟着这个冯玉祥，一南一北都有过一段交往，蒋介石就像看待陈布雷一样看待张季鸾。

《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姜楠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20：00-20：30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9: 00-0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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