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成功与否关键在这四点 听完恍然大悟

政府应在项目管理中承担政策风险

我先从项目管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讲到这个PPP，如果说要做的话，无非是几种形式，就是说第一政府有钱，政府缺乏项目管理或者说项目管理对于这个效益方面，政府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在这个情况下，可以政府和社会资本或者私人资本可以组织这样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政府也没有钱，政府管理项目我们一般的认为政府管理的这个东西效率不算太高，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可以进来做这样的事情。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私人企业要来的话，私人企业一定是要赚钱的，不赚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样一来就有一个不仅仅是风险管理的问题，首先一个，这个法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所以，联合国欧盟委员会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机构，它就认为PPP要能够做出来，第一件事情，PPP要有法律，在法律框架下的指引。在讲到这个风险管理，就是跟刚才的这件事情能够联系起来了，对于风险管理，就是说谁有办法控制那个风险，这个环节就应该让这个有管理或者控制风险的一个组织来做。比如说对于法律方面的，这些政府就应该来进行管理，对于这个回报，对于这个金融的投资，私人企业能够做的，私人企业应该拿进来。所以说，政府应该承担政策风险，你不能说我换了一届政府了，我以前说的事情我就不算数了，我就重来了。

同时，这个私人企业方面或者社会资本方面，你要承担这个建设、运营、维护和长期方面的这些风险。要讲到这样的事情，我刚才讲到，对于“一带一路”的项目刚才有几个挑战，我刚才讲了有几个挑战，第一就是资金；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项目的选择，是吧？这个PPP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它可以选择所谓的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是吧？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或者这种招标的方式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够解决一定程度上的所谓的公开和透明的这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PPP的项目都是讲好，我们对于选择项目的时候，要有合理的收益，你不能让人家没有收益，然后这个接力要能够相容，你要有能够接力的方式拿出来让所谓的私营企业或者项目能够得到这个收益。所以，这样一来对于这个设计、建设、运营、财务和法律方面，它们都有一些所谓的最基本的原则放在上面。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项目选择这样的事情当中，比如说PPP的这个项目的话，它就可以从时间的期限、价格有没有一些保底的这样的这个数值，包括就是说如果说我有一些东西运营了，存不存在调价的机构。对于这个使用者应该怎么样付费，政府应该怎么样付费，政府应该怎么样补贴。所以在这个里面，它都有一套过去已经在实践，而且已经在有蛮多的经验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BOT，比如说DPFO，比如说特许经营了，它有不同的方式。而且，这个收益也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来达到。比如说BOT它是什么，Build Operation and Transfer，就是建造、运营和移交。所以说，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它可以从建造，就从运作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来收益，也可以从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来收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台湾的高铁，大家都知道它们从过去三十年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运营，就是谈不上运营商，就是建造商他们在建造当中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在运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当年对于这个客流量的预测有误差。所以说，他们再重新回过头来谈这个合约，用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从PPP的这个方式当中，其实你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你可以有蛮多的不同的运行的方式，而且这个里面也都存在着不断的创造新的商业运作模型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香港在PPP中经验丰富 将起关键作用

解说：私营企业在PPP中如何选择项目、保证收益？

严厚民：在建地铁的时候，你这个地铁上面加一个加盖。

解说：特朗普上台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产生什么影响，他会把制造业全部搬回美国吗？《世纪大讲堂》下节回来，精彩继续。上节我们讲述了“一带一路”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方案。

严厚民：第一个就是资金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项目的选择。

解说：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利益是否能够共存。

严厚民：使用者应该怎么样付费，政府应该怎么样付费，政府应该怎么样补贴。

解说：这一节，我们将分享更多PPP的成功案例。

严厚民：我们香港对于PPP方面，我们有大把的经验。

解说：《世纪大讲堂》正在讲述。

严厚民：讲到PPP项目的实施的流程，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成了文档了，就是说我们就要，首先第一，我们要识别优先，要把比较好的项目能够选出来。而且，在这个选项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是说建地铁的时候，你这个地铁上面加一个加盖，你也可以把本来的这个项目能够有一定的扩展，是吧？然后要有一些所谓的评价的这么样的一个机制，要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商业机会、效益，包括财政方面的保证，大家都有一些所谓的评议的过程。然后，我们有一个合约设计，就是这个招标的过程，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对所谓的效益机制，我们要设计一个方案。我们对所谓的偿付机制，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一部分借的钱还进去要有一个机制，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留下空间，要设计调整的机制。包括一些一开始没有能够预计好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些修动。所以，对于竞标过程、财务结算，包括PPP管理的东西，都有蛮多的材料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好多东西就是说能够做到我刚才所说的对于“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讲了四点，第一，钱在哪里；第二，你的项目怎么选择；第三，你的项目怎么样管理；第四，你的风险怎么样去管理，适应PPP的商业模式都有一定的优点的地方在这。大家一定对香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带一路”当中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机遇也许有兴趣。

我想说什么，首先，我们香港对于PPP方面，我们是有大把的经验，我们的过海的隧道，我们的青马大桥，我们的这些机场，我们这些都是过去的PPP的项目在不断的在运营当中。我这是借用了一个麦肯锡的最近他们做的一个关于一个地区或者国家，他们对于物流、服务、资金和人口流动的这么样的一个调查，我给大家看什么，我们看看香港。香港在几个上面，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前面的，你看其实你要看所谓的运输的货物，我们看我们的所谓的能够提供的，我们这个专业人才，我们的金融以及我们人口进出的数量。我们香港只是在一个地方，所谓的交流，换句话说我们科技方面也许还不够强大，所以说总的来说，香港其实有蛮多的机遇，也有蛮多的过去积累下来的经验。我相信香港在这里，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PPP方面都可以起蛮好的一个作用。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我们也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就是PPP，我们跟联合国欧盟经济委员会在发改委的同意下，我们和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我们有一个PPP的中国专家中心。在这个中国专家中心当中，我们就是比较注重关于物流的基础建设和物流方面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培训的项目，同时我们也积极准备，今年五月中我们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第一次联合国欧盟委员会在境外召开的PPP大会，会有四五十个国家的专家到我们香港城市大学来开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也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最后有几句话，我想到最后看看是不是大家能够带走。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读书会，我们在念一本书，念《耶路撒冷的三千年》，我们就请Moshe Zukerman去给我们作一个报告。他就在那说，犹太的历史就应该多读一点，他说一部犹太史等于半部西方文明史。然后我还有一个同事，跟我一个系的，陈有华教授，他是河南人，他就是说，我的一部河南史等于半部中国史。我最近由于准备这份东西，我也看了几本书，其中我看了一本书就叫《丝绸之路》，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些故事，有一些都是总丝绸之路那本书上来的，把那本书看完了以后，你才会觉得原来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半部全球化、全球贸易化的历史。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我们过去供应链的理念和实践其实对“一带一路”的成功都会大有帮助的。我就讲到这好不好？谢谢大家。

田桐：感谢严院长，非常感谢您。

严厚民：谢谢，谢谢！

田桐：感谢院长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关于刚才这一份演讲，现场的哪些观众朋友可以有问题向他交流和沟通的，可以来举手。

特朗普上台带来新挑战 中国要找到新的“压舱石”

提问：教授，您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MBA专业的学生，我叫杜嫔婷，大家都说在过去的2016年是一个风起云涌，并且冰与火交织的一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了。他会提出一系列看似疯狂的政策，包括要重新地去调整美国、亚太平衡战略以及退出TPP。有一些人会认为，这可能会给“一带一路”腾出战略空间，但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仅仅是特朗普的政治作秀。您能否从中美关系，还有就是如果这些新政策都会实施的这个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政策会给“一带一路”来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田桐：谢谢。

严厚民：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战略问题。第一，的确特朗普非常强势他早就说了，谁要是到墨西哥开厂，它回来的汽车我就上它45%的关税。所以，前几天，福特也宣布，福特本来它是要投资17亿，在墨西哥盖一个厂的，现在它说不去了，回到美国来，花七个亿的美金把现有的工厂能够重新改造一下。有经济学家就去看这件事情，首先他就觉得福特做这件事情，如果完全从经济上考虑，也许他们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厂，据说在墨西哥的那个厂是造小车的，小车本来那个车就不是运回美国的，这是第一。第二，福特它说它把那个厂不盖了，回过去以后，福特也没有说我会雇多少工人，也许他雇的装备的东西都是机器人，所以那个教授有一句玩笑的话，以后你用机器人必须用美国造的机器人，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至于一个国家制造业能不能回去，包括我刚才说我们中国的经验，我们中国的经验其中有一条，我觉得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许是跟其他先进国家，包括先进的地区学来的。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就有所谓的Cluster Impact，就是说你要什么东西，汽车零件我这都有，电子的东西我这都有。所以说，如果Apple要想把它的整个操作、运作要搬回美国去，不仅仅是要搬一个富士通，它要搬很多很多周边的，包括我们都去过深圳，我们看过专门给Apple，给其他这些所谓的智能电话做玻璃的，你要把那样大的工厂，几万人的工厂都要搬到那边去，才能真正把这个工作搬回去。所以，我觉得把制造业搬回美国是个良好的愿望，怎么能够实现，这个里面我觉得困难重重。包括中美关系，过去都是说经济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我觉得这句话现在还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正在处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丝绸之路上，回到我刚才说的，我最近为了准备这个东西看了这本书，它就说我们中国的君主，过去丝绸之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贤者兴变俱，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古法之学，不足以制今，就是说我们要创新，不能只是拿老的办法、老的想法来看待新的事物。我想回答这个中美关系也是一样，我们情况在变的，一定要想新的办法，要找到新的压舱石。

田桐：谢谢！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如何能保持在未来几十年的项目周期内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和融洽的状态，并且有丰厚的果实。我想还需要政府和各部门不断地去探索、研究和更多的尝试。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实际大讲堂》香港城市大学的特别节目，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下一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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