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改革惹不满 自称满头“小辫子”任人抓
2016年07月18日 17:33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1985年春天,关于项南要离开福建的各种传言不断。胡耀邦曾对项南说我听到一些对你的反映,说你“处事偏右”,项南回忆说是“省内有人对改革不满”才
计划经济弊端多 项南推进国企改革“松绑”放权
解说:3月23日上午,根据厂长经理们的发言,黄文麟口述,腾能香补充起草了向省委书记省长伸手要钱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项南接到这封呼吁信马上联想到十天前福日彩色电视机厂厂长游挺岩的那封信,对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弊端他早就看得一清二楚,计划经济就是没有计划的长官经济。
申学光(时任福建省交通厅副厅长):有一次我跟随他去马尾厂,坐在中巴车上,他很重视马尾造船厂也很重视马尾船政,有人就在旁边说马尾场现在工人都很懒,看来交通厅还是没有管好啊,但是他很敏锐,他说这不是一个厂的问题,是整个工厂怎么管,工厂怎么经营,那是机制体制问题。
解说:虽然有福建铅笔厂、福日彩色电视机厂作为改革先锋,但大多数国营企业仍被高度集中的旧体制“五花大绑”,生产计划、原材料、产品、工资奖金,干部人事等,全得由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工厂连建个厕所都要层层报批,国企发展被严重束缚,完成指标的压力远远大于前进动力。
龚雄:事实上我们国营企业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我们工人阶级是好样的,由于机制不行所以他们不活,所以大家说你龚雄,你铅笔厂,你福日公司,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只要有改革,大家都能够做得甚至比你们都好。
解说:项南感到了企业家们为改革拓路的真诚与勇气,他决定将此信在《福建日报》上公开发表,推动全省企业改革。
黄文麟:大概是半个小时,秘书就打电话来了,说你们的“呼吁信”项南同志已经看了,而且做出了批示,交由《福建日报》明天就要发表,我们听了下非常高兴,我们向55位厂长经理,向大会传达了这个信息,他们非常地激动,几乎高呼起来。
解说:就此一场推动国企改革的“松绑”放权大戏拉开了帷幕,时任《福建日报》副总编辑的徐明新还清楚地记得1984年3月23日下午那段急促的电话铃声。
徐明新(时任《福建日报》副总编辑):3月23号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项南同志秘书打电话到报社来,叫我们去拿一个稿件,我们拿来一看,是55位厂长、经理的呼吁信,项南同志给这封信加了一个标题,请给我们“松绑”。
解说:3月24日,厂长、经理们的呼吁信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震动八闽,《福建日报》成为项南推动“松绑放权”的重要阵地,然而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情况下,“松绑”放权阻力重重。
黄文麟:省委书记支持放权,但是中间部门梗阻,说什么放权不放心,或者说虚放实揽,名放暗收,放了又收,就出现这个中梗阻,那项南同志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抓这个要通中梗阻,他讲个什么话,卒子过河,只进不退。
解说:在《福建日报》刊登厂长、经理呼吁书的第六天,《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全文转载了呼吁信,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十大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以松绑放权为内容的国企改革推向了全国。
解说:厂长、经理们立军令状,集体呼吁“请给我们松绑”。
龚雄:我立了军令状如果我完不成我们的目标任务我就地免职。
解说:项南清楚认识到计划经济弊端毅然决定推动国企改革松绑放权。
申学光:但是他很敏锐,他说这不是一个厂的问题,是整个工厂怎么管,工厂怎么经营,那是机制体制问题。
项南改革惹不满 自称满头“小辫子”任人抓
姜楠:1985年春天,关于要离开福建的各种传言不断,胡耀邦曾对项南说我听到一些对你的反映,说你“处事偏右”,项南回忆说是“省内有人对改革不满”才出此言论,胡耀邦回答他“不必理会,太费精神”,到了这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项南说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说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家抓,项南一语中地,1986年喧闹一时的“晋江假药案”发生这成为项南离开福建的直接诱因。
项南采访片断:我得感谢福建人民但是我希望呢福建人民尽快地把我忘掉,因为我没有给福建干多少事,值不的他们来怀念。
解说:1991年5月6日上午,一辆普通的面包车缓缓地驶进了晋江地界,车上坐的正是阔别五年之久的前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当汽车进入被他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的陈埭镇时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龙垂镇(时任晋江市市委书记):陈埭镇的群众奔走相告,说项书记来了,项书记还很健康,大家非常高兴,不一会儿鞭炮放起来了,而且走到哪里哪里都放鞭炮,当时真的是很激动人心。
卞毓方(著名散文家《人民日报》记者):当时以为是哪及酒店开业典礼,或者哪家结婚,后来发现不是,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都在喊“项书记你好”什么,他想发表讲话,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跟大家回手告别。
项小米(项南女儿著名军旅作家):我爸爸当时一看这个样子,他就没再往前走,他说老百姓这样子对我,他说实际上是他们是对,就是我做了一点工作,他们是对党有感情,但是我个人要再往前走的话他觉得就好像很有愧一样,他就没再往前走。
解说:项南主政福建五年,最终被迫离开这片热土,就是因为陈埭镇。早在1981年项南曾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他让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温秀山先去调研然后亲临考察。
“晋江模式”创辉煌 假药“大案”晴空霹雳
鲁恩琦(时任项南秘书)我们一起到晋江去,1982年1983年去考察,它刚开始搞起来,当时的规模比较小,家庭作坊式的,有的搞点什么纺织机械一些零件就车床一家一家的家庭里搞一个车床,加点零件这样,应该说和现代化大工厂比较是比较落后的,应该是比较落后的,它的质量是稍微差一点,但它是这种现在看叫民营企业啊,它是一个萌芽啊。
解说:陈埭镇的考察让项南拍案叫绝,农村不在受制于地少人多的困境,农村生产责任制落实之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迎刃而解,项南公开强调,福建两千五百万人究竟如何才能很快富起来,社队企业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蔡绍利(时任陈埭镇公社党委书记)他(项南)很干脆,很简单,他说只要对发展经济有利,只要对提高群众的生活是水平有利我们不要去管它,都可以让它发展,这个是1982年项南来这边提出这个事。
丁显操(时任陈埭公社党委副主席):陈埭的乡镇企业是姓社不姓资,我们不但要积极发展,还要到全省推广,所以说这个会议以后给陈埭人给陈埭的干部吃下了一口定心丸。
解说:项南敏锐地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诞生,在城镇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国独辟蹊径,离土不离乡,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到1984年年底,陈埭一举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他的乡镇企业发展到七百多家,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一亿一千多万元,上交给国家的税收达四百六十多万,百姓人均收入达到八百零六元,而当时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过五百八十二元,正当人民沉浸在陈埭人开创的“晋江模式”辉煌里时,谁也没有想到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并配发短评,《岂容“谋财害命”》,这对福建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项南立即叫秘书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晋江地区、晋江县委立即组织力量查清真相,坚决采取措施打击伪劣药品。
蔡绍利:发表文章以后呢就成立一个处理假药案的领导小组,一段时间国务院调查组也来了。
解说:调查后项南了解到所谓“晋江假药案”不过是一种夸大的说法,陈埭涵口村一些农村以白木耳饮料充当感冒冲剂,在省外推销出售,萌芽期的乡镇企业缺乏法律意识,监管落后,1985年初省卫省政府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过严肃处理要求停止生产,销毁成品,并检查带头领导的责任。
项南采访片断:它是一种饮料,它也没死过一个人,但是呢问题它有毛病,就是后来它为了钻那个公费医疗的空子,它改了一个字,叫做什么剂,药剂那个剂,加了那个剂字,那个剂字带有药的意思了,但是她们根我们讲呢,在中国这个药跟饮料这个很难分啊,比如说虎骨酒,老虎那个骨头那个酒它是一种饮料是一种酒,它也是一种药,很多的这个界限也很难分,所以这个事情在开放改革大潮里头出现一些问题,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
解说:就在清查工作即将进入收尾阶段,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查它个水落石出,同时刊载了新华社记者林群英新华社通讯员郑祖庵联合署名的文章《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晋江假药案初析》,这篇报道堪称最具杀伤力的“重磅炸弹”
一时间乡镇企业“一枝花”横遭风刀霜剑,面临凋零的危险。
林鸿羽(联丰企业公司懂事长):当时正处在一个很令人家感觉到好像地球要灭亡的那种现状,因为晋江出现一个假药案陈埭镇那时候的企业都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甚至停顿。
解说:晋江假药案该如何处理,陈埭、晋江乃至整个福建的乡镇企业该何去何从,在假药案沸沸扬扬之际,项南派福建社科院的同志到晋江做调研,撰文《晋江观花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力挺风雨飘摇中的乡镇企业。
项小米: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晋江叫乡镇企业一枝花,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去高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
解说:7月20日,《福建日报》报道,晋江县召开严查假药案大会依法逮捕四名罪犯,几天后,又有八人相继逮捕判刑,尽管项南与福建省委领导的建设处理制止了假药进一步泛滥,然而中纪委在《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峰公开信》中明确提出就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案一事应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这一重大责任的承担者就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他先后5次检讨,最后仍被中纪委处以“党内警告”处分,1986年2月27日,项南离开福建省委书记之位。
项南因“晋江假药案”离开福建 拳拳之心无处施展
项南采访片断:那个问题非常地复杂,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正像邓子恢那样的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都处再一个探索的过程之中,它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不可能不发生曲折,甚至不可能不发生冤假错案。这太多了,所以这些问题作为一个革命家都是小事桩。
解说:“晋江假药案”如同晴天霹雳,乡镇企业一枝花横遭风霜。
林红羽:把这个事情已经无限地放大到中纪委出手了。
解说:项南坚持“除虫护花”却被处以“党内警告”黯然离开福建。
孙绍振:(项南)是真跟在人民心里的,一颗大榕树。
姜楠:1986年2月项南主持召开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他说今天结束之后我就与福建一刀两断,为了让新的省委领导大胆开展工作项南还郑重表示五年内不会回福建,那么离开福建后项南的踌躇满志又当去哪里舒展呢。
解说:退居二线的项南一如既往支持改革开放事业,一段时间后中南海传出项南出然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消息,然而很快又有消息传说有人说“项南在福建右了”,于是项南又被“放一放”了。
郑仲兵:有一次当时我在场,他(项南)就非常激动地讲他说是啊,福建下来以后他说我一直在想做什么事,总要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啊,他最后我想搞扶贫,他说扶贫总不至于不让我搞吧,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大概迟疑了有几秒钟他自己又说那也很难说,这个事让我终身难忘。就是说最后连扶贫都不让他搞。想起项公这种全拳拳的赤子之心他真是他那么有才华的人,那么真诚的人总想为国家和民族多做点事情。
解说:古稀之龄的项南抱病创办“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亲任会长,好友孙长江私下里跟他开玩笑说你当上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了,项南若有所思的说,我们对贫苦百姓欠账太多,现在总算业机会还点债务。
卞毓方:(项南)跟我说一把伞一撑就能改变小气候,因为你伞一撑起来太阳很热,但是你伞底下就比较清凉,或者下雨伞底下就没有雨。
解说:然而筹办“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困难重重。
何载(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开头是没有地方办公,就在中组部和项南家里开会,没有钱,几个人拿点钱,第一次他拿500块钱,我拿30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就开始工作。
李敬(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他因为过去这个工作接触面比较广,所以网罗说服了一批热情于公共事业对老区人民深厚感情的这么一批老同志。
解说:在项南的建议下,基金会聘请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出任名誉会长,1989年3月13日,“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彼时刚成立的基金会仅有农业部拨付的十万元办公费用,没有一分基金,为了筹集资金项南几个晚上合不上眼,他想起了厦门卷烟厂的厂长刘维灿。
刘维灿:他说刘维灿啊,我现在要搞扶贫基金会,我听了这句话,我说哎哟项书记啊,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支持我,那现在我应该支持你,没什么话说。
心系扶贫事业 项南坐硬座“逃跑”到秦巴山区
解说:1990年8月,河南开封召开“前国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推广工作会”项南何载参加,会议一结束,两人久不见了,他们“逃跑”到乡下去考察当时小麦复种增产的经验,听说秦巴山区更贫困,于是项南和何载瞒着秘书、随员坐硬座到南洋,一路辗转进入秦巴山区。
何载:从北京、河南到陕西地区那么三个省知道这事就派人追,当然河南没有追上,陕西副省长徐山林也没追上,一直到了安康,后来陕西派的副省长徐山林才追到我们,纪委追到我们,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没有过的,一个省委书记出去可以定一个包厢,但是他呢,我们两个坐硬席座,走的路上项南的布鞋断了,鞋底断了,那怎么办,就用个绳子把下面和腿上绑起来,我记得在安康我们要拜访一个务蚕的专家,这个专家是江苏人,在安康待了20多年,那么找这个不容易找到,怎么办呢,我们就在一个工房里面等他,工房里面没地方睡,就项南再一个木板上躺着,我弄了几个荞草躺在上面。
解说:大山深处的夜晚万籁寂静,项南躺在粗糙的硬木板上辗转难眠,思考着中国扶贫事业的未来走向。此后多年间,项南一直致力于扶贫事业的发展几乎从未回过福建,1997年,他曾对秘书说,自己想回到福建,安静地待上五年,好好整理些旧事,然而天不随人愿,这一天11月10日项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代表省委生政府前往吊唁,他对项南夫人汪志馨说项南同志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可以就教的良师,失去了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夏蒙(纪录片《山与海的怀念》导演):太多太多了,那时候整个楼道这个花篮从家里顺着楼道一直这么摆下去,前一拨客人走了后一拨客人又来,就是这样,就是几乎是从早上天一亮就一直到晚上,有时候十一二点都还有人来,这个印象特别深,还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来失声痛哭。
钟兆雲(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处处长):我临走的时候项南同志秘书杨志栓同志拉住我的手,他说项老已经把你的序稿已经写好了,我秋收看了一下,他就说11月10号的早晨写的。
孙绍振:我把项南比作一棵大榕树是扎根在人民的心里的一棵大榕树,他的全部的贡献福建人都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姜楠:项南去世后子女和秘书整理他的“存款清单”,他和妻子汪志馨两位正副部级干部一辈子的积蓄二十四万多元,其中3316美元是儿子出国回来给的,两万块钱是军旅作家的女儿项小米给妈妈的稿费,多年间,项南没有通过关系给六个子女中的任何一个某任何官位,他说孩子的生迁自由组织安排,许多年过去了项南的功过是非自由时间证明,如同贾庆林在词中所说曾经的项南为“八闽百姓至如今犹铭记”。
《我们一起走过》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姜楠
首播时间:周六 10:05—11:00
重播时间:周日 21:4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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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贤 PV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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