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女儿是我的生平杰作 容不得别人说钟书半个坏话

核心提示：杨绛不光是实在太爱钱钟书了，她实在太爱他们这个小家庭了，她说我的女儿是我的生平杰作，我的钟书那简直是，我觉得就是世界上，真的是容不得别人说钱钟书半个坏话。

凤凰卫视6月1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本来说不聊杨绛的，结果一聊咱还就聊个没完，因为我确实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线索，所以这个杨绛老人离世，引起全体的这种真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各种感受都有，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昨天咱们雷颐老师讲到一点，我首先是从杨绛的我们仨里面看，你看杨绛的文风一般被认为是充和平淡，好象写的都是云淡风轻，哪怕是经过了文革，经过了很多苦，写来似乎都是平平静静，可是我有时候能读出，也许是我过分的解读，我有时候能读出一些死水微澜，就里头的一些波澜，比方说我注意到她在我们仨里面就讲到胡乔木和他们夫妻俩的关系，她的这个写法让我感觉到，她意识到外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什么议论，比方说胡乔木经常把警卫员搁楼下，就去拜访，跟钱钟书聊的很开心，你看杨绛在里面我觉得是一种摘清楚的写法，她就是说，也许胡乔木有人说，胡乔木是把最好的一面暴露在你们夫妻前面，她说也许胡乔木到了我们这，就是想起清华老同学，那些政治上的事情他不跟我们讲，跟钟书谈的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愉快，然后呢，然后她似乎又在说，就是讲到一个说法，就是说钟书为什么对胡乔木好象感觉不错呢，她就说我们看胡乔木，像他们这种政治家，就像是看一本书，看一本书，我们总愿意按照这本书的最高境界来鉴定他，她说这正如，也许政治家看我们就像看一根绳子，要考验的是绳子最薄弱的地方来断定人，于是，她说，他经常来看我们，但是他有他的地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份，所以呢，他经常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绝不会主动去看他，你看她这个里边写的你觉得是什么意思，雷老师。

雷颐：那就是说，因为这个钱胡两人在清华大学是同学。

窦文涛：老同学。

雷颐：老同学，那后来这个地位相当的悬殊，或者说在政治上的地位，这个差别很大，尤其在50年代，你看没有显示他们那时候有更多的往来，恰恰的往来是改革开放之后。

窦文涛：说他们家最后三里河那个房子，是胡乔木照顾的。

雷颐：对对，因为给他提为副院长，那就享受副院长就享受部长，副部长的楼，他是社科院副院长，就像中科院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当了中科院副院长，自然就部级干部，对吧。所以你说的这个，包括胡乔木本人，也挺复杂，这个也是李慎之先生包括于光远先生，也都跟我谈到胡乔木的这种复杂性，他一方面就是说很多重要的政治运动，替这个弄那个都有他的份，同时他也有时候他也保护过一些人，做过一些事，但是他们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他的那些事就不希望别人宣扬，不希望别人知道，相反他那种批这个啊，比如说劝你退党，他希望多宣扬我这种事情。

窦文涛：您讲。

曹星原：曾经被叫做为左王，胡乔木，曾经有人在报纸上或者是书上提他为左王，跟我以前的印象很相矛盾，因为我也听一些50年代遭遇不幸的人，政治上遭遇不幸的人说过，也是比较高层的，胡乔木是保护他们的，而且是悄悄保护他们的，所以这就从杨绛引申出那个时期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看一个人不应该从一个单的角度，单一的角度去看。

窦文涛：对，你想我要是看到他这一段的时候，要不说我从我的角度，我的角度就是小人之心的角度，我一看到杨绛这么说，我就觉得这真是你们这种大知识分子会考虑这种问题，我说不就是他对你比较好嘛，其实我在杨绛最后很多的文字里，我感觉到的，就是看你把他当什么人看，你把他当个大人物看，你可以看出他有些小，但是你要把他当成一个人看，当成跟我一样的人看，我觉得都是人之常情，比如说过去文革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帮过他们，他都历历在目，笔笔记下，说胡乔木或者是一些人对他们很好，其实我觉得那不就是很好嘛。

曹星原：他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您说到他们聪明，非常聪明，而且很懂事，当他和上层接触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该说她就不说，非常懂，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得到保护，所以他们的这种不受干扰的小的生活才能够被保护下来，因为他们很懂，进退非常有度。

窦文涛：那你说。

雷颐：您看，我发现其实在50年代之后，他发表作品很少很少，他就知道我的东西发表。

窦文涛：但是很多人提到，就是说这夫妻俩当年在文革的时候，当然确实也被整过，对吧！

雷颐：对呀，戴着高帽子什么的。

窦文涛：之前之后待遇也相当不错，比起其他的一些被整的更惨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有什么周旋之术吗？

雷颐：我觉得，你看他首先明白一点，1949年之后他几乎不发表作品。

曹星原：1949年以后没写过文学作品、小说，钱钟书，没写过，《围城》是最后一部小说，之后再也没有。

雷颐：对啊，杨绛就说他在外国文学做过工作，那就是西班牙语，我就是翻译，就是翻译小说，钱先生翻译过，或者说出过什么重要的作品吗？1979年管锥编之前，所以我第一次听到钱钟书这个名字，我记得还是大学本科，那时候也可能管锥编刚出，是文学评论还是一个什么刊，他登在一个日本的演讲什么，叫做诗可以怨，给我印象很深，我说中国还有这么一个人，我第一次听说钱钟书，他也是里面旁征博引，各种，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我不是干这一行的，但是诗可以怨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是我1979年还是1980年我忘记了，反正是大学本科，第一次听说钱钟书这个人，你看其他的人，像于讯国（谐音），《红楼梦》批判他们，我们都听说过，都知道，钱钟书我就没听说过。

窦文涛：杨绛不光是实在太爱钱钟书了 她实在太爱他们这个小家庭了

窦文涛：您说曹老师，您看您也是一个女学问家，我发现甚至还有今天的女孩子，他们好多女孩子特别倾慕杨绛，因为你看杨绛自己这么有才学，当然她是有历史的原因，但是你看，她选择把自己的重中之重全放在老公身上，这跟今天的年轻人观念很不一样，她一切是以钟书为先，甚至是好家伙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老婆真是学者之幸，到最后七万多张手稿，钱钟书过世之后，杨绛就给他整理出来，因为只有她才能弄清楚怎么回事，最后全部影印出版钱钟书，晃晃几大策手稿集。

曹星原：75册。

窦文涛：真是，我就感觉。

曹星原：46册，唉，75册。

窦文涛：对啊，你觉得一个女人这样选择自己的一生，你怎么看？

曹星原：这问的真是让我五味杂陈。

窦文涛：怎么说？

曹星原：就是一下很难说清楚，我自己做学问，而且身边也有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人，其实我自己想，和杨绛当然没法比，人家是那个时候的女性学者，但是仔细再看她，我们从两条路，一是对她的认可和学问的承认，她翻译的能力之强，这毫无疑问，她对钱先生的整理，结果如此有成就，这毫无疑问，但是你再看她最初，她其实只是到国外去只是一个陪读生，按今天的话来说。

窦文涛：到牛津，对。

曹星原：她只是个陪读生，不是我们以为去跟着留学，我们跟着留学的意思就是你也读书，你也有学位，实际上她整个一生的轨迹仍然是妻以夫贵，她实际是在钱钟书的社会和学问的地位之下，得到了一种闪亮的机会，而钱钟书也给了她这个闪亮的机会，她也意识到，只有这个男性给了她，在这么样的一个地位上，给了她闪亮的机会，那么她能够作为一种回报也罢，作为一种责任还是义务也罢，把她的后面的17年还是十几年，钱钟书走了以后，全部投入整理，我觉得应该是她唯一的选择，按照她人生的轨迹来说，如果她到了牛津得了一个博士学位，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窦文涛：你觉得跟爱情没什么关系吗？

曹星原：应该有关系，因为当时的选择，她一眼看上钱钟书的学问，她也就跟着他了，这就是在最初就定了，这个轨迹基本上就定了，后来的轨迹她放弃了很多，也不出去给自己找一个立足之地，可能也是她愿意给钱钟书，她实在是太爱钱钟书了，这点毫无疑问。

窦文涛：我就觉得她不光是实在太爱钱钟书了，她实在太爱他们这个小家庭了，你看她说我的女儿是我的生平杰作，我的钟书那简直是，我觉得就是世界上，就是我的感觉真的是容不得别人说钱钟书半个坏话，她都能到这么样的一种程度，就在这个文中，你都能注意到这种百般回护，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当然现在我觉得对人的，一旦网络化以后，我现在看见屡屡都是这样，就是说先往左边聊，然后物极必反，马上又有人看着好象有点不愤，就是说我觉得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咱们一个领导人过世了，我估计政治局研究怎么写悼词，那是个很重要的事，但是你知道今天，我觉得网络上的人们，说人心里都有一杆称，好像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的平衡杆，大家在看，这个风平对这个人是怎么评，好象似乎你心里有个平衡杆，你觉得说的太过了，这个时候你也要出来反对反对，但是实际我是觉得，真的对一个人的评价，岂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评断，但是你看聊天就这么聊，因此我就说，你看先是对杨绛神而胜之，然后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些小道消息，也不能完全说小道消息，比如说当年杨绛曾经跟人写过文章，在这个报纸上，就是文革的时候还跟邻居打过架，这事您清楚。

《锵锵三人行》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窦文涛[主持人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到周五23:00-23:35

重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3:0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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