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伊斯兰文化曾是宽容的文化 不能与极端主义混一起

内容提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张隆溪，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东西文化研究十论》等，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作为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本期节目他将带我们一探东西方研究的历史方法及未来。

凤凰卫视2月27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主持人）：学术殿堂、思想盛宴，欢迎来到《世纪大讲堂》，我是主持人田桐。今天是我们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专题节目，有人说世界是圆的，有人说世界是平的，不同的文化圈在碰撞互动就会产生摩擦、冲突或者是融合。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正常碰撞？并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而不是文化上的灾难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东西方文化圈那些互相碰撞下的事儿，先来了解我们的演讲嘉宾。

解说：他是张隆溪，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东西文化研究十论》等，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作为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今天他将带我们一探东西方研究的历史方法及未来。

田桐：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演讲嘉宾张隆溪先生！张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张隆溪：谢谢！

张隆溪：文化没有冲突 冲突的是利益和权利

田桐：张教授被称为是东西方文化的摆渡人，而且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留学到国外了，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您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觉得是不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特别的大？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早，1983年从北大（北京大学），离开北大然后去美国，那个时候，去美国还是比较早的，在哈佛大学学比较文学，那么我自己呢，从来对中西方的文化就非常有兴趣，但是文化我觉得是没有冲突的，冲突只有利益和权利的冲突，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所以文化更多的是相互地去理解和了解它。

田桐：那您在国外待了很长的时间，这么长时间积累下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觉得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的趋势是越来越深入了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方向发展？

张隆溪：那由于西方的文化是处于强势的，在几百年，近几百年都是处于强势，所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远远不如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的中国的大学生对西方文化里边重要的人物，它的大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大家都会知道，但是一个西方，一个美国的学生或者欧洲的学生要问他中国大诗人是什么？有哪些大的思想家？有哪些大的这个文学家，大概他们都不会知道。或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除非他是专门学中文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知识的不平衡。这知识的不平衡其实反映出来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所谓软实力或者说整个国家的这个实力方面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其实一般地来讲是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过随着中国最近几十，十多二十年，几十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强大，在经济上越来越发展，在政治上也，在国际政治上也起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愿望是越来越增加了。

田桐：那您长时间从事于中西方文化的研究，觉得最有意思的点在哪儿？

张隆溪：最有意思的当然我觉得中西方的文化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说如何去看不同的文化，在一方面是研究这个历史，一方面对于现实其实有很大的作用，就是说在现实世界有很多冲突有很多误解是文化的原因，我刚刚讲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但是呢，文化在涉及到利益，涉及到政治，涉及到这个宗教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会产生误解，会产生冲突，而这种误解和冲突呢，就造成我们现在世界很多的问题。

田桐：等于说是给我们一个以史为鉴的基础。

张隆溪：对。

田桐：所以您做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其实包括了包罗万象的领域，包括历史、政治、宗教等等等等。所以那么接下来就用一节课的时间来为大家讲今天的课题，掌声欢迎！

张隆溪：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大家，我今天来讲的呢，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那么西方文化当然是非常重要一个文化，在近几百年几乎可以说从16世纪以来到现在，西方文化是在全世界都占着强势，就是说它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呢，当然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非常长的这个历史传统，我们从先秦一直到现在，有很长的历史，中国跟西方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接触，所以我们对这个先讲一下它的历史的这个中西方的文化的这个历史的状况。我们知道最早有所谓丝绸之路，那是一个基本上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一个交换，在古代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在中国先秦到汉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交流。但是呢，由于地理的原因，在古代不像现在我们这个交通很方便，所以互相之间的来往就比较多，但是在古代要从欧洲到中国，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阻力。不光是地理的这个遥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西方我们说西欧到中国中间隔着一个中东，隔着阿拉伯世界。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呢，基督教文化和这个伊斯兰教文化之间是有冲突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曾经有好几次的十字军远征，所以跟西方人、欧洲人、基督教跟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是发生冲突的。所以那个时候从西方要到中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马克·波罗游记》不是马克·波罗自己写的

解说：耶稣比默罕默德早出生半个多世纪，他们创立各自宗教不是为了日后发生冲突，然而当公元3世纪基督教就成为地中海背面最大宗教，默罕默德则在公元6世纪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大帝国，矛盾产生了，公元1096年西欧国家的骑士们就组成十字军东征，开始争夺地中海东岸以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之后的200年间十字军总共进行8次东征，最大战果就是与伊斯兰教结下了1000年来都无法解开的仇怨，阿拉伯世界横亘欧洲各国与中国之间，阻隔着东西两端的相互探索，直到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异军突起。

张隆溪：那么最早的一个欧洲人到中国来，就是马克·波罗在13世纪，那个时候马克·波罗为什么可以到中国来？是因为蒙古人在那个时候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到后来很多蒙古的这个军队呢，可以说是打破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这个道路。所以那个时候，马克·波罗从威尼斯就是现在的意大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威尼斯可以一直沿着这个丝绸之路的路线，从这个，努力从水陆两个方面最后到了中国，到了元代的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么马克·波罗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意义在他，他所谓《马克·波罗游记》这本书，在西方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要知道《马克·波罗游记》不是马克·波罗自己写的，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本书。

解说：《马克·波罗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这部作品为何成为欧洲的畅销小说？却缺乏考证价值？马克·波罗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又何意义？又存在怎样的局限性，《世纪大讲堂》、《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正在讲述。

张隆溪：因为马克·波罗是威尼斯人，当时威尼斯在意大利，（意大利）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威尼斯跟热那亚这两个不同的城市在打仗，他从中国回去以后，他在中国住了25年，回去以后呢，参加了这个威尼斯的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被这个热那亚的军队把他俘虏了，俘虏了以后坐在监狱里边，在他同在，住在同一个这个牢房里边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就是在中世纪的那种小说，所以马克·波罗给他讲了他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人叫Rustichello，就把他的经历写出来，这本书叫做《马克·波罗游记》，所以大家知道《马克·波罗游记》要知道不是马克·波罗自己写的，但是是依据马克·波罗自己的经历来写的。这本书在写出来的当时，不是被很多人所接受，虽然这本书非常流行，我们现在还有100多种手抄本，就可见这本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那么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受到很多人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忽必烈，把蒙古人讲得非常有文化，他曾经说，在那个书里边他说把欧洲所有的财富和国王的力量加在一起都没有蒙古人，都没有忽必烈这个大汗这么大的财富。把中国的文化讲得非常的，但当他所讲的中国是元代的中国，就是说以蒙古人作为统治的时候的中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不可信的，就是说马克·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是蒙古人在元代的时候，所以他对于汉族的文化了解的不多，所以他在书里边没有提到中国这个有孔子，没有提到儒家的文化，也没有提到中国的这个用毛笔写字啊、喝茶啊，甚至没有提到中国的女人包小脚啊这些事情，也没有提到长城，很多人都认为马克·波罗的书是不可信，因为他没有提到我们现在认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东西。

康熙初年曾是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解说：马克·波罗离开中国的400年后，又一位意大利人来到中国，相对于马克·波罗他受过良好教育，并怀着极大的事业心。他把西方科技引入中国，并用中文写书，他自称西儒，以便融入上层社会，他成功劝说中国高官信奉基督教。这个人究竟是谁？明末到清朝康熙初年，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然而当西方的教皇与东方的帝王之间发生冲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将会遭遇怎样的窘境？这种冲突是文化差异造成吗？还是因为权利和利益？如何才能使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而不是人类社会的灾难呢？《世纪大讲堂》、《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正在讲述。

张隆溪：那么又是过了400多年，也就是说到了明末的时候，不是元代，到明末的时候，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也是从意大利到中国来，那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呢，就跟马克·波罗非常不一样。利玛窦是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士，而耶稣会在基督教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会里边是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的一个教派。那么利玛窦呢，因为他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个人，他到中国之后他就发现，那个时候，中国在明末的中国，其实文化是非常发达的。所以他中国以后呢，他发现不可能像这个，在有些地方，他们基督教传教的方式是非常直接的，就说你必须要信我的教，因为你没有文化，我来给你传这个上帝的文化，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所谓适应策略，就是他去学了中文，用中文来写《天主实义》就是他写他自己的那个讲基督教的书。而且呢，他是跟中国的很多士大夫有很多交往，比如说徐光启，大家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徐光启、杨庭钰、李之藻这三个人是当时这个朝廷的很高的官。他们都跟利玛窦成为朋友，皈依了基督教。

利玛窦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到中国之后呢，他最先他知道佛教在中国是有的，而佛教呢，是一种宗教，所以他到中国以后他最先穿的是袈裟，是和尚的这个服装，结果他穿着袈裟跟和尚服装以后发现没有多少人对他很重视，他才发现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宗教在中国没有很高的地位，佛教虽然在中国也很普遍很多地方都有寺庙，但是和尚跟士大夫跟做官的比较起来那是地位是不如的，所以他非常聪明马上就换了儒服，他就把和尚袈裟给脱了，那个黄的衣服不要穿上读书人的那种袍子，然后自称自己是西儒，是西方来的儒。所以就受到很多读书人的尊重，所以他后来很成功地把徐光启、李之藻、杨庭鈺这样的人都变成基督教的教徒。

他跟徐光启合作翻译了这个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本）》的前面的六部，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先在中西的文化上，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交流，可以说是利玛窦的时候才做了很大的贡献跟马克·波罗时代就很不一样了。但是不幸的是明代快就被清灭掉了，所以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呢，一开始对于教会，对于基督教也是很允许，也是很宽容的。康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对耶稣会教士的那些数学的知识非常有兴趣，所以康熙几乎每天都跟几个传教士跟他们讨论数学的问题，我们知道清代的钦天监，钦天监就是观察天文的，对于一个朝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有钦天监的监正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几乎都是欧洲人，都是耶稣会教士来做的，最有名的就是汤若望和南怀仁，这18世纪非常重要的两个欧洲的这个耶稣会的教士到中国来做了钦天监的监正。而康熙对他们非常尊重。

解说：康熙初年，曾是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礼仪之争。利玛窦当年为了传教尝试融入东方文化的做法遭到罗马教廷的质疑，教皇坚持认为儒家的祭奠与天主教教义冲突，禁止中国教徒赞誉祭祀活动。然而这场争斗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吗？罗马教廷试图借助礼仪之争把中国变成其直接控制下的教皇领地，这显然触犯了康熙大弟的逆鳞。

张隆溪：这个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讲在教皇的权力，跟这个远方的一个君主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其实教皇跟康熙的冲突。康熙就把所有的这些基督教的教士全部赶出中国，就禁教。那么能够要留在中国传教的人必须要按照利玛窦的方式来传教，而且必须一辈子在中国不能回去。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传教在中国后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我讲的都是历史，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后来康熙到了乾隆到后来中西方这个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个冲突呢就已经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利益。因为最先就是英国的西方那个时候经过了这个文艺复兴，经过了宗教改革尤其经过了这个17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19世纪的这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进入了近代，在国力上又非常强大，所以西方就开始向外扩张就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以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就被英国人打败了，然后这个各国都到中国来，有很多租界，然后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就是造成了一个中西方的在国力上的一个很不平衡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下半叶，那么中国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很弱的这个地位，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那么近30年以来就是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使中国有很大的变化，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经济实体。对美国，对欧洲来讲都不能不对中国引起重视，那么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呢，在政治上，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也发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中国跟西方现在在很多方面，既有交融的方面也有，可以说是碰撞的方面，这碰撞的方面我刚才讲了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实际的利益和权利的问题。

为何伊斯兰文化世界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解说：21世纪，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与战火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吗？为何伊斯兰文化世界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世纪大讲堂》、《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正在讲述。

张隆溪：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文化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可以去克服，可以去了解，就是在面临到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的时候，跨文化理解，可以说是有效地去消除这些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办法，我们现在知道，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反恐的战争，那么反恐战争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情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伊斯兰这个整个的文化和伊斯兰的这个，现在的极端主义把它混在一起，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宽容的文化。比如说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很长时间版图非常大，奥斯曼帝国在统治的下面犹太人和基督教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把伊斯兰文化看成就是恐怖主义或者说等同于恐怖主义这是不对的。当然伊斯兰文化也有它很大的问题，比如现在我就觉得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这个王国，它跟这个挖瓦哈比的这个所谓神学就是这个伊斯兰教有很多派别，不同的派别，那么这个瓦哈比这种派别呢，可以说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就是非常严格地去规定人应该怎么样去做事情，有很多非常这个原教旨的那种没有宽容性的方面，所以这是造成现在阿拉伯文化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我们一般人对阿拉伯文化都非常缺乏了解，我自己对于阿拉伯文化也非常缺乏了解，但是我觉得为了要消除一些问题，要消除我们现在世界所面临的矛盾的话，去理解不同的文化包括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尊敬不同文化的这个理解，尊敬文化互相之间的尊重它的差异，但是与此同时呢，不要造成这种这个极端的冲突，不要有极端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不要以自己的文化是唯一的一个文化，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今天大概不要讲得太长，我希望能够有跟大家互动，如果同学有什么问题提点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可能最好的。很多人举手，很好！

观众1：张教授，您好！我叫徐天行，是香港城市大学大三的在读学生，今天非常感谢您精采的讲座，那么我们知道中东地区跟我们东亚地区的文化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跟西方地区文化呢，就是完全不同，那么现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动荡，比如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地区冲突，以及包括西方国家跟中东国家的冲突，比如美国和北约对伊拉克的一些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些冲突的原因的根源是因为文化冲突吗？那么文化冲突是否会造成实际上的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灾难？谢谢您！

张隆溪：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说现在中东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冲突，比如说美国、北约然后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然后伊拉克还有像叙利亚现在造成了很多这个难民，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它的根源是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冲突我刚才讲了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文化只能有差异，冲突都是涉及到政治和实际的经济政治的实际的利益，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利益和权利是有冲突的，所以我认为中东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实际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这个原因。

解说：中东与西方世界存在哪些利益冲突？为何伊斯兰文化世界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自2014年起极端组织ISIS通过频繁袭击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了伊斯兰国，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在占领地区恐怖治国，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屠杀异教徒，“伊斯兰国”能代表真实的伊斯兰世界吗？ISIZ与西方世界的宿怨是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吗？如何才能使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而不是人类的灾难呢？《世纪大讲堂》、《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正在讲述。

张隆溪：我刚才讲到这个阿拉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在18世纪以后，它的那个王室就是沙特的这个王室跟瓦哈比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的教派这个互相之间就有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是以亲结亲的关系来做同盟的，所以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呢，都一定是一个家族的男人来担当，但是另外一个家族呢就作为这个教会的最重要的领袖，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宗教跟政治，政改合一。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沙特阿拉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支持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宗教的排他性跟沙特后来的发展是有关系，为什么沙特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冲突？是在于石油。沙特那个地方，沙特阿拉伯的地方，是石油非常丰富的，所以沙特阿拉伯非常非常有钱，是完全是由于石油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中东是个产石油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后它的这个冲突的背后，其实跟这个经济，跟这个控制你比如说现在所谓伊斯兰国它也是控制这个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产油这个地区，所以现在很多去轰炸它的时候，法国和美国、北约去派兵轰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炸它的这个运油的车和产油的这个油田的地方，打击它经济的来源。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的冲突问题，而跟这个实际的利益和经济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观众2：张教授，您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大二的学生，我叫崔贺。就是因为您之前一直说文化本身没有冲突只有差异，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要求我们去理解这种文化的差异，然后去减轻由此带来的冲突，会不会很难？因为像现在信息那么发达，我们始终对于世界另外半边的文化都会理解上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是不是就是比较难，让大部分人能够去理解对方？理解不同的文化？然后来消除，来减轻这种矛盾？谢谢！

张隆溪：对，对。当然要对不同的文化能够理解当然是很难的事情，我刚才讲了孔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读书的人应该有的态度，知道是很难的事情才去做它，因为难的事情做了才有价值，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解决比如说像中东的问题，伊斯兰教文化的问题，不能够简单地靠一个战争，不可能。战争永远不可能解决，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人的头脑，要去改变。包括在阿拉伯文化里边伊斯兰教文化里边，它有它理性的声音，也许在现在很极端的时候，原教旨主义，这个原教旨主义很有影响，很有这个吸引力的时候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许这样理性的声音被淹没了，但是我相信最终要改变，要解决这种问题是需要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这个宗教里边自己的理性这种声音，来产生一个对社会有很好的正面的影响的东西，你刚才讲，现在我们这个好像信息都很发达，信息发达发生一件什么事情都知道了，比如说哪里打仗啊什么，确实这个现在这个传媒尤其新闻报道阿，还有评论，对我们的影响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对我们一般人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对了解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坚持说要对历史要有了解，不能只看现在的一些事件，报道往往新闻报道都讲坏的事情比较多，你说哪里发生了很好的事情，有人结婚了，有人这个在一起吃饭，很高兴，这个大概不会是新闻上很有吸引力的话题，你说哪里杀了一个人，哪里炸掉了一个房子，马上就可以很多人去关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文化的了解，对于一个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为什么要做他们做的事情？这个是需要去了解的，包括一些采取极端行动的人，他们也不是说他生下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去自杀的这个炸弹，不可能嘛。他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对这样的东西，都要需要有理解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观众3：张教授您好！我是来自广东实验中学高一格志一班的张新佳，我刚刚想到的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最大的与我们中学生最息息相关的就是，就是东西方的教育文化。就是我想知道东西方教育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什么？而且对于我们现在的教育越来越西化，我想知道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以及您觉得它的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的？谢谢！

张隆溪：这个说起来当然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教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教育制度，但是教育作为观念来讲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普世性的，就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都觉得教育是重要的，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在这一点上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我刚刚讲了中国最大的影响的是儒家的文化那么这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一个传统。而且中国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设计考试制度（的国家），我们中国在隋代的时候在唐以前就开始把考试作为一个正式的，科举制，科举考试制度，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当然读的都是这个儒家的经典，通过考试呢，就可以参加这个统治的阶层做官，所以读书做官这是中国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也形成中国人对文化的重视，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可以想到自己身边很多例子，就说有些家庭很贫困，父母不识字，当然现在文化，文盲的程度已经很少了，所以大家不识字的已经没有，但是几十年以前不识字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即使是不识字的那些人，他们一定会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这是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这个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不是每个文化都是这样子，但是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那么西方的文化呢，尤其是犹太人的文化也是这样，犹太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当然不光是说犹太人，我刚才讲耶稣会教士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所以在西方，在中国，在伊斯兰教的世界其实也是，我们讲到伊斯兰教世界的时候，往往把它讲到现在，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非常落后的时候，欧洲很多人都不识字的时候，在伊斯兰的世界里边，很多把古代希腊的像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在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学者，去把亚里士多德这个重要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作了很多注释，这些东西后来到了13世纪的时候，被重新翻译为拉丁文，回到了欧洲，对于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会，提出很大的挑战。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跟当时的神学是有冲突的，所以在13世纪最重要一个神学家就是托马斯·阿奎纳，这个阿奎纳，托马斯·阿奎纳写的《神学大全》基本上是把传统的基督教的神学跟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把它调和起来，所以对于整个的中世纪到后来的文艺复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有人说13世纪就已经有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就是说在我们一般讲文艺复兴是15世纪到16世纪，可是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已经把这个由阿拉伯世界传回来的当时或者重新在欧洲也发现的这个古代希腊的一些哲学和这些思想，跟基督教神学做了一个调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文化和任何一个民族呢都是非常重视这个教育的问题，你现在说中国的教育，现在越来越西化呢，这是跟当然跟这个20世纪以后有关系，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是科举教育，科举制度，就是读儒家的经典而且这个以四书五经，或者说诗词歌赋来作为考试的内容，但是20世纪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整个教育制度的改变，是把很多新的教育内容，就是把科学，把西方的那些什么生物、化学这些东西作为教育的内容。

所以在中国的现代的教育，所谓现代教育跟传统的科举考试不一样就在于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教育，这个现代教育呢，就是包括了西方的很多这个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说是一个西化，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人类的知识的一部分，物理学不是西方的物理学，中国人也有物理学，这个物理化学从来没有人说这是法国的化学，那是英国的化学，化学就是化学，对不对？所以这种是一个普世的知识，大家都应该去了解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教育但是不应该说是西化的教育，所以中国传统上那我刚才讲了，教育，中国人很重视教育，而且考试在中国是最早的，西方人考试是从中国的考试受到启发以后，18世纪以后才有这样的制度。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其实都分不清楚谁是西方的，谁是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观念去看，在历史上的形成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么教育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对西方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田桐：21世纪发展文化的新格局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达到对话与共融而不是对立和冲突，因此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也绝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一种和谐但同时又保持各自文化身份的共生关系，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香港城市大学特别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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