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红辉：中国基建经验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同

核心提示：曹红辉讲到，亚投行的问世有着诸多背景，首先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得到广泛认同，资本输出也渐具条件，另一方面看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需求长期的不到满足，另外，在世界经济复苏疲弱的情况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复苏，也成为各国的共识。

凤凰卫视5月16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曹红辉：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亚投行为什么会诞生呢？我们为什么要搞个亚投行呢？这个亚投行其实主要是中国在早期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发展的经验，这样的一些经验是构成了过去30年中国高速成长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神话的基础，我们在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大部分是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一套经验呢应该说逐步地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那么现在中国也积累大量的资本，外汇储备到目前为止三点七万多亿美元，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亚洲地区有大量的投融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这个亚行自己做过一个估计，说亚洲地区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大体上有8万亿美元的融资需求，每年有8千亿美元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事实上现在亚行和世行的每年的融资的总的资金加起来，也不会超过600亿美元，比如说去年亚行承诺的贷款也就135亿美元，那世行的话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是2230亿美元，而亚行是1600亿美元。所以呢显然在这么庞大的一个需求和融资能力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落差，这种缺口较大，所以光靠现有的机构无法满足亚洲地区迅速发展的这种经济的需要。经济迅速发展需要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来支持，来去推动它的发展，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讲有经济的动因，有中国国内的因素，也有亚洲地区自身的发展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它的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实施的周期也很长，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较低，收入也不稳定，风险较高，特别是在有些国家存在着安全的风险，存在着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动荡，所以在私人部门大量投入基础设施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者国际组织的推动，显然私人资本是难以进入到这个领域，来进行投资的，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不仅在中国有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样我们看到在韩国，在香港和台湾地区，都存在着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亚洲地区不缺资金，不差钱，但是融资需求又很大，两者之间是落差很大，而且有矛盾，它说明什么呢？说明是缺少一个融资的机制，所以为此我们需要搭建一个新的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提出来要搞这个亚投行，但是各国在搞亚投行的时候也不仅仅有经济的考虑，确实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诉求和外交上的考虑，大家知道中国和周边地区长期有这种传统的联系和交往，这些交往历史是非常的悠久，所以我们有了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历史。

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头，受西方的民族国家的观念的影响逐步地开始形成若干个亚洲地区的民族国家，跟传统的这种国与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中华文明重新崛起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建立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新的国家的新型关系，打造一个地区的命运共同体，承担共同的责任，共同发展和分享利益，这既是中国面临的一个课题，也是亚洲地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么一个平台，去推动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的作为一个大国重复来复兴、来崛起的这么一个新的这种理念，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应该说是符合亚洲地区发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需要。

另外，第三点的话应该我们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在肆虐的同时，各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不一，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还是亚洲的各国，当前经济复苏进程不一，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经济的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在多次G20的峰会上，大家都提出来了要通过发展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的复苏，这个成为各国的共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亚投行诞生或者问世的一个背景和动因。

解说：亚投行的问世有着诸多背景，首先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得到广泛认同，资本输出也渐具条件，另一方面看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需求长期的不到满足，而完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也有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另外，在世界经济复苏疲弱的情况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复苏，也成为各国的共识。

曹红辉：第二个方面我想讲讲的是亚投行到底要干什么？它的定位，功能，特点和创新的地方，大家知道这次倡议是中国提出来的，搞一个新的组织来一起做多边的投融资，目的非常明确。

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刚开始我们提出来是先要搞域内的国家，说域内的各国来参与发起设立，因为既然叫亚洲地区，最早是东南亚国家，中亚的国家，西亚的国家，和南亚的国家，没想到呢中途西亚的海湾国家像科威特，卡塔尔很积极，最开始大家就担心，你光拉上一些个周边的东南亚，南亚的穷国参加，那都是找中国一家要钱，担心中国主导，中国来控制了，没想到这海湾国家也很积极，它也是有钱的主，它是卖油的，紧接着新西兰也提出来，说我也得参加，新西兰是当时唯一的非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在亚洲地区参与的当时大部分都是一些个欠发达国家，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们讲的2013年的10月到2014年的10月，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共就是21个意向的创始成员国，在参与发起。但是真正的戏剧性的变化就今年大家关注到的就是2015年的3月12号，英国突然宣布说我要加入，要申请，紧接着第二天德、法、意就宣布要加入了，一夜之间卢森堡、瑞士、丹麦等等欧洲国家都遍地开花，都要求加入亚投行，极大地提升了亚投行的影响，它的国际的信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看到现在各国正在对亚投行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的席位投票的规则，治理的结构，行长的人选等等在进行紧张的工作，在进行谈判，这个月和下个月都还要召集会议，进行磋商。这里头当然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亚投行的股权结构和投票权这方面的态度与传统的做法不一样。所谓传统做法就是美国人在世行在IMF上的做法，他就要求有一票否决权，中国从不谋求一票否决权，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争取中国的维护中国的最大的发言权和权益，这个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在董事会的席位上也会兼顾地区的平衡，这样的话使得今后地区内特别是亚洲地区国家，能够在这个里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大的话语权。

另外我要讲的呢在组织结构上有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不考虑设立常驻董事会。大家知道常驻董事会是国际组织的一个必要的设置，主要是起到一个监督管理的作用，那么当初在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当中，在讨论之中，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一针见血地讲过，说常驻董事会的弊端是非常突出的，它会极大地削弱这个组织的运行的效率，一个董事会能否发挥作用其实它不在于常驻，长期各国派的执行董事在那，而是在于它的职责，就是能不能真正的有效地发挥它的决策的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如果你一批人整天围在那，整天讨论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么这个行长们，这些执行的管理层们，就无法有效的去发挥他的效率，这个机构，这个组织的效率就会下降。那么几十年来的这个运行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世行还是亚行，常驻董事会确实弊端是明显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当年的智慧和他的远见，所以我们这次提出来，不搞常驻董事会。

另外的话怎么证明你这个亚投行比世行，比亚行效率更高呢？刚才我们不讲说人家是无法满足这个亚洲地区的融资的需求，同时它也有融资效率过低，决策效率太差，官僚主义作风等等弊端，那你怎么证明你就能比它做得好呢？首先我刚讲了，第一我们不设置常驻董事会，然后的话我们还要在项目的审批的流程（上）要缩短，要减少审批的流程，要提高审批的效率，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要在一些贷款的规则，一些标准上也要有所调整和创新，要使它适应亚洲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以什么人权、政治、环保、劳工等等这样一些标准，去否决一些国家的贷款的申请，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要按照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来提出我们的贷款的审核的标准，这个可以说是亚投行从根本上有别于世行和亚行的一个关键节点。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提出正是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组织存在各种弊端，才有亚投行诞生的可能，才有它发展的空间，所以严格来讲，现有的这些机构的标准或者规则，都有它的缺陷，它的不完整性，所以我们从来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则，这些规则它之所以通行，是用强权来推行的，而不是大家公认的，所以我们要跟各国来共商，共同研究，共同商讨怎么样去改进这些规则，制订新的标准，来适应这个地区发展的需要和特点。所以我们也就是说不是以什么标准来去套这个地区的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的需要，而是应该以实际的成效来评估，来决定是否应该发放这笔贷款，而不是说你是不是符合我的标准，标准是人定的是主观的，而发展是客观的，是事实，是现实，是一个Reality。另外我们要指出的呢是亚投行的融资模式，也会更加多样化，首先要通过债券的信用评级在市场上取得投资者的认同，根据这个信用的评级水平在债券市场发债来融资，获取更多的资金，通过这样的资金再去支持一些项目的发展，这是第一方面，其次的话呢要通过银行的同业的拆借，也可能通过一些私募的方式来融资，总的来讲就要充分地发挥财务的杠杆作用，来动员和组织其他的机构和投资者资金的参与，这是今后它要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获取资金，要融资，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有效仿世行和亚行的做法，也可以有新的创新，可以跟世行和亚行开展联合融资，平行的贷款开展合作，不仅仅彼此之间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有些竞争，但更多的我相信是通过合作来共同促进亚投行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

解说：由于欧洲发达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所以极大提升了亚投行的国际影响力，而现在各国在亚投行的规则制订治理结构等问题上，也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要怎么制订规则，建立新的治理结构寻求项目和资金来源，同时真正适应亚洲地区发展的需要，并权衡效益与风险，这些问题都是亚投行面临的主要挑战。

曹红辉：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的是，这个机构同时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较大，所在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较大，存在安全风险，收益偏低，周期又长，规模又大，你这些贷款投进去怎么收回来，怎么去维护它的可持续性，因为亚投行不是以营利为目标的一个营利组织，不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是一个政府间的多边的国际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所以它应该是以非营利为主要目标，以促进各国发展为主要目标。但是它起码的一个维持运行的条件是财务上要（有）延续性，要有可持续的平衡，它没有财务平衡就没有持续性。所以怎么样兼顾好它在项目的融资的收益，和风险的管控方面的平衡，这是今后它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它无法继续维持下去，那这个机构当然就无法长期去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实现我们当初的初衷，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效益优先的原则它就无法去满足各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我们中国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今后这个亚投行恐怕要更多的是要通过建设和培育市场（获得收益），大家知道有些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强，市场的发展也不健全，市场的机制还存在缺陷，市场的主体也不是那么完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把中国的一些做法包括其他国家一些发展的经验，都相互地交流，相互的借鉴，能够共同来为亚洲欠发达国家建设市场，培育市场，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

那么第二大挑战，应该说（是）这个人才，大家知道呢国际型的，专业化的这种人才是亚投行今后运营管理当中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它是个国际组织，而且总部设在北京，这也可能是中国们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国际型的组织，总部还设在本土，这是第一回。

那么在这个人员的招聘、管理，在吸引人才方面，特别是人才不仅仅它本身还配套的服务人员，还有这个他的家属子女、升学、教育包括交通、包括雾霾，你们环保，生活的环境等等等等，怎么样增强它的吸引力，让这些高素质的人才愿意为这个机构服务，留在这个机构服务，这也是一个挑战，那么同时怎么样发挥这些高素质人才，这个能够兢兢业业的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来兢兢业业的工作，那也要有合理的一个激励和约束机制，我们讲了要有廉洁、高效、绿色等等多方面的目标。

但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恐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就怎么样使得你的各种这个提出的要约，能够吸引到全球的顶级的国际化的专门的金融人才，这个怕是需要我们精心的设计和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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