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军：改革必然踩到别人权利 不讲法治结果混乱

核心提示：2015年是全民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全面深化改革所受到的各种阻力和问题都亟需化解。

凤凰卫视4月25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2015年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如何看待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法治对改革起到哪些作用，《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为您解读《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重大改革举措密集推出，累计取消下放近八百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启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民营银行试点正式破冰，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出台等等，而提速的不仅仅是改革还有依法治国。修订《预算法》、《环境保护法》，修改《证券法》、《政府采购法》、《气象法》等等，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彰显。

如果说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那么改革攻坚还有哪些？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之间又还有哪些关联？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来为我们解读《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

解说：杨小军，法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审判理念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杨小军：中国法律体系主动适应改革开放需求

田桐：杨教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至今，在经济上有着突飞猛进的跨越和发展，那么依法治国的法律方面有哪些成就，或者说我们还有哪些您认为不足的地方？

杨小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呢，我们在法治方面我认为我们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就是对已经改革开放出来的成果进行固化，那就是说我们以前没有。第二个呢是我们为了招商引资开放我们先打了一些门口，然后这些门是没有，我们过去没有法律的，那我们就先立一些法，然后放你进来，进来以后你做生意才会挣钱，挣了钱才会归你。第三个后来我们就开始法律自成一体，有一些处于整个法治建设所自身需要的一些法律开始出台，所以应该说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我们的法律也是不断地在填补过去的空，在完善自有的一个体系，是这么一个过程。

田桐：那么我们在现在呢，在这个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提出了加强建设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它是有什么样的依据或者说它的时间节点有什么样的特征？

杨小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央提出的这个“四个全面”，所谓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其中的两项，现在我们处在，我认为我们先是中国经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又加上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那么往下怎么走，我们遇到了一个拐点，从历史上来看几乎世界上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就有老的经济形态衰败，新的经济形态产生，那么这是个机会，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来发展，原来的不太管用了，那么新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改革，来释放经济自身的活力，所以在这个节点上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那么法治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那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要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按照四中全会所说的，它说是为了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那这个话怎么解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凡事有经有权，就是有经常的道理，有权宜之计。

那么我们靠权宜之计有时候也会度过一段时间，也会解决点这个饥荒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想实现所谓的这个长期发展，那靠权宜之计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它就必须回到这个经常的道理上来，按照四中全会所讲的就叫制度化方案，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既需要加快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活力，同时也需要解决我们往下进一步执政的长久的制度化方案问题。

田桐：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之间它会有冲突的时候吗？如果万一出现了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杨小军：肯定会有，这个虽然我们说长久来说，方向上说，理论上讲它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在具体问题上肯定是会有冲突的，因为法律始终是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它不可能就像天气预报的我先预报出来，它肯定是这个雨下下来了，然后我们才去解决这个雨怎么办，主要的形态是这种形态。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会和这个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之间，就会有不协调、不合拍甚至是不一致，有的时候甚至出现方向相反的时候，那怎么来处理这种关系呢，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双方调整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从法治的角度来讲这不会被损坏的，但是法治本身要适应经济的改革，要适应全面改革，要主动适应。

这次两会期间我们国家领导人也讲了这个话要主动适应新常态，那你怎么适应，那你可不就是你需要的法律你就去制订，如果过时了的法律你就把它改掉，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立、改、废、释、停，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三十多年来，我们过去讲立法，我们先立个新的法律，然后这个法律不合适我们把它改了，所以第二个是改。第三个是废止，你这个法律过时了，我们就把它干掉，不要了，但是后来我们认为还有两种新的形态也已经出现了，还有一个释就是解释的“释”，就是法律是需要去解释的，尤其是那些大的原则和方向它比较空，那么它在旧的形态里面它可能是这样的，它是A，它到了新的形态它可能是A1，就需要解释来弥补。

还有一个呢就是停，停是我们最初出现应该是在这个上海自贸区，就是上海自贸区一开始的时候，中央就停止了三部法律在上海自贸区的使用，最近全国人大又批准了33个区县，搞这个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进入这个建设市场，进行城建市场的这个试点，那怎么办呢？它就停止两部法律，一部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有一部就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这两部法律在这33个区县部分条款暂停实施。那么这也是在适应我们叫做主动适应改革开放的这个需要，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那这个改革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那要改错了呢，是吧，要侵犯人的权利呢，所以法治我想它倒过来讲，它有时候冲突的时候它也可能是需要我们讲说，通俗地讲就是用法治去逼回把这个不适当的改革给逼退回去，给矫正过来，所以二者都可能做出调整，所以矛盾的处理总的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田桐：好，非常感谢您，我们马上有请杨小军教授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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