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这几年中国文艺界太讨好市场 不俗生存不下去

核心提示：本期节目窦文涛、王蒙、查建英谈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查建英谈到，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兼顾两方效益，窦文涛谈到，窦文涛：这几年来中国文艺界太讨好市场。

凤凰卫视10月29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王老师咱们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这个话题本来我有点不敢聊，但是昨天咱们聊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停不下来。

王蒙：太好了，学习自觉。

窦文涛：我发现我引出了很多体会，因为我在说其实要撇除了所有的政治，再撇除了我所干的工作，只就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讲，我觉得他讲的正是我想的。

王蒙：好极了。

查建英：为什么呢？

窦文涛：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这行是要受收视率管的，就这些年你这个节目有没有钱，能不能生存，你知道这个收视率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你们可能不在电视台，我们请一个老师来讲课，比如《锵锵三人行》节目，三分钟你得抖个包袱，三分钟得出个小高潮，五分钟都有一个大高潮，他说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管理每一分钟我都给你算着，当你变成这样的时候，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其实我骨子里也是一文学青年，比如如果说我不用挣钱，或者说我不用受别的什么压力，我《战争与和平》我想重读了多少回，咱们骨子里是爱这些东西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书画，有空咱们读读孔孟老庄，咱们天生骨子里实际是喜欢的，可是当你站在一个媒体上，特别是这些年以来，你得有一个节目越做越好，收视率越来越好的情况这东西要命。

查建英：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兼顾两方效益

查建英：所以我说到底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还是说这两个等于一回事，这个是一个混乱的。

窦文涛：问题人民是谁我也一时闹不太清楚。

王蒙：习主席他对当前文艺界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谈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说法，问题是这些说法起码跟咱们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这个说法的，譬如他说现在文艺上有抄袭和模仿，有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很多电视剧就是机械化生产，而且已经形成的一些套子一些模式。

窦文涛：很多节目都在抄袭，就是这样。

王蒙：有什么消费性，就是他有好多这种说法，完全消费性的接受，机械化的生产，他还讲到，就是说脱离了人民就变成了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您瞧我这背的还可以，还有无灵魂的躯壳，我记得咱们在这就谈过，咱们当时用着一个词就空心化的东西，你忘了咱们说过有些电影，有些晚会，有些规模很大，气势很猛的晚会，但您除了不知道他是要说什么以外，别的什么都有，笑料也有，美女也有，激光也有，造型也有，现代技术也有，所以我觉得说的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所不满意的，但是你又摆脱不了市场、收视率，像我们那时候就是印数，您这叫收视率，那电影叫票房。

窦文涛：网络叫点击率。

王蒙：可是你说这些东西我听了半天，习主席最后说还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但同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要好，也不能说甭管经济效益了。

窦文涛：他也不养着你。

王蒙：咱吃谁去。

查建英：其实他的讲话我简单看那报道，我觉得也还是有平衡的，不是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我们以前很久以来就是有这种文艺，就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现实服务，然后忽视了市场经济，忽视了个性，现在他弄不好的话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又统一划一，那只能反市场，我觉得他这还不是这个意思，他实际上是也强调了多样性的，但是我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这么大，一个最高的领导的讲话下来他下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比如说我这次在延安，就延安的一些那种地方上的文艺，干部或者创作人员就说什么，就说这下可好了。

窦文涛：这陕北话。

查建英：陕北话，他的意思就说这讲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不是光是那么一堆烂糟糟的，比如为钱什么，铜臭气他听的觉得很对路，要为人民老百姓写东西什么，可是另外我也听到有一些反应，这些比如在大城市的，在北京又觉得这是我们都是低俗，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言论都不对了，他又有造成另外一种人的紧张，就会觉得是不是要管制我们了，那么这两种反应是不是都是某种情况下，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一种解读，甚至里边有误读呢，因为我自己看这个讲话的本身，我觉得他既没有到这个极端，也没到那个极端，但是这种解读是现实的，就是每个人的解读他可能会觉得这是要管了，或者那些人说这是我要整那些人了，我现在这些年我是被受气的，边缘化的，现在我要整那些大行其道的那些东西了，这里边会不会出现造成由于误解出来的混乱。

窦文涛：反正很多文艺工作者就检查自己，觉得很紧张。

王蒙：这个完全可能，因为大家在比较热烈的关注或者接受这个讲话的同时，也有一些说法，这说法的调子比较高，譬如说谈文艺生态上的乱象，譬如说谈要文艺上的问题如何之严重，那么这方面的一些高调的说法由于我没得到授权，我也就不一一引用了，但是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高一点的调子也是有的，这里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就是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一个多少讲一点中庸之道，你比如美国他什么极端意见都有，什么低俗都有，但是在他低俗有的同时他也有高雅的一批人，那些人走的可不是低俗的挣钱的道路，他多了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而且那些人还很牛，你要跟他们谈艺术，他们认为那是侮辱，跟我谈艺术干什么，我才不管艺术，他又很极端。

查建英：他的大众和小众同时并存，而且谁也不干扰谁，不买谁的账甚至，就说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各有各的读者，各有各的，有的是长销，有的是短期，他这个时尚和历史不是一回事在目前。

王蒙：香港我一个作家朋友就说，说我们和那些流行作品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也犯不着管你的，包括歌唱家，跟那歌星我们互相之间也没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呢，你挣你的钱，我挣我的钱，我是大歌唱家，我是帕瓦罗蒂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或者NO.1第一名的男高音，你那个是唱气声或者哑巴嗓子喊的，那你有你的本事，他是这个。

窦文涛：王老师你觉得就是说我们三十年就说经济起飞，但是都说在文化上没什么大作，没什么能够形成经典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不是劣币所谓驱逐良币，就是说实际上沙子里未必没有金子，但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或者批评体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王蒙：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这也是这次讲话里边最后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开展文艺批评。

查建英：文艺评论。

王蒙：文艺评价也提了这方面的问题。

窦文涛：你比如说你举一很简单，你像前些年，咱们搞网站的，就会讲比如说喜欢弄涉性的，跟性有关系的，他说这没办法，你只要是标题里，性什么的，那个点击率就是高，你要是用这种人的欲望去选择，他会出现一个数据，可是那些真正的很牛的战争与和平或这样伟大的好的作品，他好像你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数。

查建英：这个我觉得也不只是中国的现象，世界都是这样，我说一个就是我在美国的出版的代理人，他和他的女人两代人，有一次跟我吃午饭，同时说到，就前不久，他说《战争与和平》或者很多我们现在认为是伟大文学经典的书，放到今天他说的是美国都不可能出版，因为他不可能卖出很高，首先在出版商那，从效益那就可能就被卡住了，这是一个不是光是中国的现象。

第二我觉得在中国，我们还不要说现在的整个的教育层次，就是读者的需要读的东西和美国还有差距，我去年我去书摊上看一看真的书摊上卖的都是什么书，都是一些比如说什么盗墓，算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反正都是大众文学，怎么做生意，就是这些书，这是一个读者需求上的差别，你要考虑到。

再一个你刚才说得文艺评论体系，我认为这个也是商业的，涉及到很多人的腐败，就我听说的很多评论书可能评论什么都一样，都是拿钱以后说好话，你完全最后没有一个公正客观，没有一个文学标准在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过度商业化以后的一个问题？

王蒙：这些情况大概都汇报上去了，因为连习近平讲话的时候都提出来，他说现在听说有的是红包有多厚评价就有多高。

查建英：你看，就是。

王蒙：肯定反正不会他直接，没人敢跟他那么说，但是他至少从各个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搜集了一些情况，一些说法。

查建英：这还不只是书，画，我这次看的市场，那完全是这样，就是拿了红包，然后或者是比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

窦文涛：拿钱买的。

查建英：拿钱，一尺多少钱，这个人刚一卸任，马上这个画价就调下来，下一任跟着就上去了，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王蒙：我就觉得因为这里也是有点不同，西方它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多元制衡，什么事都是最左的最右的最前卫的，最保守的你都存在，你们互相掐在那，你也不至于太偏到哪边去，但是也有些时候就控制不住了这种情况。中国自古是一元化的中国，所以这个一元化的领导需要的是什么？你想在中国搞多元制衡，他说不定会搞乱，所以一元化的领导需要的是中庸之道，需要的是包容，就是勿为已甚，因为你已经一元化了，万一一个什么说法大家说是反低俗，今天这说相声低俗，明天那说快板的低俗，再后天又找出哪个主持人低俗，所以中国老感觉它是一会儿东风压倒西风了，一会儿西风压倒东风了。